[原创翻译]奥黛丽•赫本——高贵的灵魂(完结)

喇叭

那老哥你给我找个更好的相册…………

我也没办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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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

第三章 难以忘怀


“一首好歌的关键不仅在于歌词，曲子也非常的重要”，母亲早年就这么告诉过我们，“就好像说话一样，关键不仅是你说什么，还在于你怎么说。”


她在《蒂凡尼早餐》中那段“月亮河”的演出，正是这段话的最完美体现。她不是个职业歌手，也没有天生的好嗓子——这便是她在《窈窕淑女》里的唱段请马妮尔·尼克松配音的原因。她那段“月亮河”的表演是如此的真诚，是如此恰当地诠释了人物当时的心情——那坐在消火通道上的美丽一幕。亨利·曼奇尼，我母亲的一位朋友，同时也是为她很多部电影写下电影原声音乐的出色作曲家，曾在七十年代末的一家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谈起母亲对他的触动。



对于一个作曲家来说，其实很难因为某个人、某张脸孔或是某种性格而得到什么写作上的触动，但是奥黛丽·赫本的确做到了。她不仅是我写“月亮河”的灵感源泉，同时激发了我写出了《迷中迷》和《丽人行》。如果你听这些曲子，你一定说得出他们来自对谁的灵感，因为他们都有奥黛丽那种充满了渴望的特 质，一种淡淡的哀伤。通常情况下，我都要看过整部电影才开始作曲，但是只要是她的电影，我看过剧本能写出适合她风格的音乐。当我见她第一面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次的曲子将会非常非常的特别。我对她声线的特质十分了解，所以为她量身定做的“月亮河”一定能在她的演绎下发光。至今为止，没有人能够把这首曲子理解得更深刻，演唱得更有感情。

同时他还谈到了他们合作的另一部电影。

在《迷中迷》里有这样一幕：当奥黛丽饰演的角色独自回到公寓的时候，她发现那个老男人带着她所有的财产逃走了，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个行李箱上发呆出神。就是这一瞬间，《迷中迷》主题曲的头几个音符突然出现在我头脑里，我简直不能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儿，这是为什么。我希望她能回来继续拍电影，因为我真的被她的荧幕形象深深地触动了。

“月亮河”就是为她所做的。没有第二个人比她把这首曲子理解得更为深刻。现在，世界上估计有一千多个不同的“月亮河”翻唱版本，但无疑她的版本是最好的。当我们试映《蒂凡尼早餐》的时候，一位在场的派拉蒙总裁也在场，他说：“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那首他*的破歌必须要删。”奥黛丽当时就从椅子上“腾”地站了起来！梅尔·费雷不得不抓着她的手臂以阻止她其它的行为。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她失去理智。



她的为人，她的让人难以忘怀，不是语言能够形容的。她怎么能够对别人有那么深的影响呢？她究竟触动了人们的哪根心弦？

赛西尔·比顿，是一位优秀的摄影师和视觉顾问，他曾参与了《窈窕淑女》人物形象设计的全过程。他为《时尚杂志》1954年11月刊撰写过一篇关于战后的欧洲的文章，其中一段记叙了他对母亲的欣赏。

［母亲和赛西尔·比顿，上面的字迹是他的亲笔签名］



凤凰涅盘永远都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据传说，皇后们如果在风华正茂之年死去，那么她们就会带着新的美丽外表获得重生，并因此赢得人们的爱。虽然悲观主义者预测说二战后很难出现一个完美女性的典型，但是，这个时代的***的确出现了，那就是奥黛丽·赫本。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因为她体现了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精神和特点。她融合了法国的戏剧性色彩——Edith Piaf（原名Edith Gassion，1915年12月19日出生在法国巴黎，在香颂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歌手，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Juliet Greco（法国著名女歌手），比利时的坚忍不拔精神，英国的贵族口音和一个以个人魅力而取得成功的典型美国式案例。在二战之前，没有人像她这样——其实我根本就是怀疑自创世纪以来都没有人像她这样，除了那些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大踏步走在革命最前端的野孩子。我们可以认识到，奥黛丽的成功是和历史的需要有关的。你看那些成千上万的模仿者就是证据。细碎短发、面色月白的消瘦的年轻女性现在到处可见。她们的模仿的原形其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奥黛丽·赫本有一双苍鹰般的大眼睛，东方人的深黑色眉毛。她的面部特征显示出更多的是个性特点而非可爱动人：她的鼻梁有些过窄，甚至让人担心它难以承担鼻子的长度；鼻头为圆形，带着两个奇怪外翻、好像鸭嘴一样的鼻孔；她的嘴很大，下嘴唇下部的凹痕有些过深而不太符合古典美的审美标准；她精巧的下巴和宽得有些夸张的颚骨形成对比。整体来看，她脸部的外轮廓线有些过于偏方形。但是，她调皮和可爱的气质使这些缺点都变得不再重要了。她就像意大利画家莫迪利阿尼笔下的人物，各种面部的扭曲不仅增加了趣味，更重要的是使作品本身趋近完美。

奥黛丽·赫本的那颗脑袋好像一个长满了细碎头发和纤细的猴子须毛的椰子，活像小孩头。在其下，是她那纤长、柔软且笔挺的颈部，一个同样笔直的背部沿着颈部的线条继续延伸，这使得她看起来显得特别的高挑。奥黛丽·赫本的打球姿势就就可以看出她是时尚界顶尖人士和芭蕾舞者的结合体。的确，早年的芭蕾训练对她一举一动的姿态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的个人气质，不仅让我们怀疑她是否和鹳或鹤有远房亲戚关系——一样的优雅和轻柔。她可以作出最适合在公众面前呈现的姿态，并无论何时都能保持着她那与生俱来的高贵。她的身体柔韧性很好，腰部平直而长，手指纤细，双腿修长。在她双手叉腰或是将双手背到背后背后时，她总是习惯性地用脚跟着地翘起脚尖。对她来说，盘腿坐在地上比坐在椅子上更让她感到自然。奥黛丽·赫本是个假小子，是个顽童，是个来自巴纳多孤儿院的小男孩。

有时，她显出不该有的疲惫神态，眼下甚至出现了她这个年龄不该有的黑眼圈，皮肤缺乏弹性，面色也过于苍白。她是一个在战争的摧残中带着对生活的渴望成长起来的孩子，战争留给她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但她从来不将这种痛苦带给别人，影响别人的情绪，她看上去十分满足于享受上天慷慨赐予她的快乐生活。

像这么具有明星气质的年轻女孩是很难找到的。由于她的巨大成功，她已经获得了人们的喝彩、爱慕和欣赏所为她带来的白热化的耀眼与闪亮。随着她光环的继续扩大，她已经成为满足功利的好莱坞对一位新皇后的需要的最佳人选，虽然她自己并不喜欢这个角色。

她的声音非常有个性。特别的节奏，歌唱般的声调起伏，长而平缓的说话方式，足以让人为其淡淡的哀伤而心碎。虽然这样的声音已经能够自成一家风格了，但她还是花了很多时间来提高她的音域。

事实上，在过去的每个月中，奥黛丽·赫本的偶像地位都在不断巩固。聪明机警，充满梦想，开朗热情，坦诚而不失圆滑，自信而不自负，温柔而非多愁善感，她的确是战后出现的最有希望的演艺天才。再加上她散发出的独特气质，如果说奥黛丽是公众对一个完美女性形象期盼的所有元素集合体的具体化形象，我认为一点都不夸张和鲁莽。

————赛西尔·比顿《Vogue》1954年11月1日




所以，这些电影的成功，不仅是由于那些高明的包装和简单但动人的主题，和那些才华出众的编剧和导演，还有贯穿在美丽台词精彩对白之间的、法国人常说的那种“莫名之感”。那是来自于她心灵深处的纯净意念的声音。
她抱着对简单的力量的信念而生活，无论是面对工作、应酬还是人际关系的处理，她总是说：“选择去做最重要的事情，知道你要做的事情的本质核心是什么，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当你追求的东西太多时，事情只会变得一团糟。”
她喜欢步行，好像那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她走得很快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加紧步伐才能跟上她。一次我问她为什么要走得那么快，她回答：“我只是想尽快到达目的地。”后来她告诉我，这是对她母亲那种慢悠悠的走路方式的一种反射动作。
我记得有一次我告诉她我喜欢上一个女孩子了，但不幸的是，那女孩喜欢的人不是我，或者说，也许她对我和另一个男孩都有好感——这是不知道困扰了多少代青年人的一幕。母亲听过之后，想了想，然后平静地说：“你最好还是多注意一下你的学习成绩，因为如果你考试没通过，你会双倍的难过。”
母亲心中的信念，就是简简单单，因此，它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带回原点：关心，善良和爱意。就是这样，母亲把她灵魂轻声低语着的感情带入了我们的家庭之中。
它甚至感染到了那些我们因为了适应这个社会和生活而不得不深埋在心底的所有感情。
当然，好的剧本是第一位的。在《黄昏之恋》中，加瑞·库珀出演的那位花花公子，马上就要离开去寻找下一个“征服”的目标，但那时他和我母亲出演的那个女主角双方之间已有了感情。那一幕是他们在火车站告别的情景。她做出一副坚定且镇定的样子，想表现出自己像他一样的独立和坚强。当火车缓缓开动时，她却已是泪水盈盈，继续详细地描述着那些追求她的男人们是怎么样拜倒于她的魅力之下，虽然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根本不存在。这时，火车开始加速，她一边跑一边任由泪水滑过面颊，火车的声音太大，她不得不大声喊出声来继续她的说服——说服他，她，自己会一切都好。演到这里，我们都知道，她不会的。最后，男主角一把把她抱上火车，二人相拥而去。
这正是剧本想要表达的内容，但从纸上静态文字到幕上动态表演的成功，还要归功于她对以上文字的解读，她对人物感情演绎的能力，她为这一幕赋予的让人心碎的悲情。这决定于你自己愿意发掘多深，你愿意表现多少。
电影里的女主角真心希望他能够继续他原本的生活，她知道美梦从不长久，但是另一方面，她又盼望着奇迹的出现。那流露出的她竭力隐藏的深陷于那绝望挣扎中的感情，使这告别的一幕久久难忘。她能够将杜撰出来的故事情节和内心真实存在的痛苦相连接。要做出一部好电影，你需要有一部好剧本，一个好导演，和一个知道如何在镜头前表现出内心真正痛楚的演员，而能够完美地做出这样表情的肌肉，就长在母亲的面颊下。
所以，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你经历过，你就能将它表演出来，比如这种催人泪下的场景。生活的真谛，就是既有高峰又有低谷，连绵不断。



虽然母亲从来不是某一种正式宗教的狂热信仰者，但她终生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去相信爱，相信自然的奇迹，相信生活的美好。她珍惜生命赐予她的第二个机会——她的演艺事业，因此她抓住每一个机会做到最好，直到生命的尽头，同样的信念也贯穿了她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
有些时候，有一次从鬼门关回来的经历，能够让我们看清这个社会的很多东西，帮助我们从世俗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我们开始明白，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不是。虽然她已经不记得自己童年时那段险些丧命的经历，但是外祖母告诉过她，再加上她一贯的自轻性格，成为了母亲一生谦逊的原因。
我从来没听她说过像“这是我做的”“那是我做的”这类的话。直到她晚年，在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始终，在全世界都在聆听她的时候，我能听到的只有永恒不变的这句“我能做的实在太少了。”我也从没听她说过她欣赏自己的哪部影片。当人们夸赞她的时候，她总是含羞地解释道，她身边那些优秀的工作人员，才是自己成功的原因。
贝希·安德森·斯坦利曾经这样写道：“笑口常开，赢得有智慧人们的尊敬和孩子们的爱戴，获得那些诚心实意批评你的人们的赞赏，宽恕那些背叛你的虚伪的朋友，去欣赏美，看到别人的长处，让世界更美好——无论是留下一个健康的小孩，还是一条花园中的小路或是一个被改善了的社会。得知哪怕仅有一个生命，因为你的存在而活得更美好。做到以上内容，你就算是成功。”按照斯坦利女士的标准来讲，我母亲是成功了。她一生作了很多成功的选择：第一次她选择了她的事业；第二次她选择了她的家庭；第三次，当我们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开始自己的生活时，她又选择了世界上那些不幸的孩子们。她选择了回馈给社会。在这重要的选择背后，隐藏着的是治愈和理解她那永恒不变并终生受其影响的淡淡哀伤的一剂良药。
她的这些选择，治愈了一个大半生都对父亲这一角色毫无概念的小女孩的内心创伤，她是那么地渴望温暖的拥抱，期待被爱被重视的安全感。我现在回头看，这正是母亲给与卢卡和我的：被爱被重视的安全感。第一位的核心，是在不断生长且永存你心中的那份信念。
她确实是一个很棒的母亲和朋友。



我经常被别人问，有一个名女人做母亲是个什么感觉。我总是回答，我真的不知道。对于我来说，她首先是我的母亲和好朋友，在那之后我才知道她是个演员；渐渐地，我才懂得她是个不同寻常的演员；就是连她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影响有多深，也是在她去世之后我才意识到的。母亲去世这么久，但是人们对她的爱慕和纪念一直没有停止，这真正表明了，她所致力于的事业得到了人们充分的肯定，那棵他们爱上的奥黛丽小树苗多少年以后已经成为了一颗苍天之树。母亲值得人们的纪念和爱戴。
我和卢卡的成长和普通孩子无异，我们没在“好莱坞”的环境下长大，我指得不仅是住所，也是我们的生活。母亲从不看自己的电影，一但拍完了，就不再关心了。所以我们家根本就不是那种“明星式家庭”。我不是在电影人的包围下长大的，我也没和他们的孩子在一起玩过，也没和他们去同一所学校上学。
我生命的前几年是在瑞士度过的，我去的学校就是当地村子里的学校，我的朋友也都是那里农民和学校老师的孩子。路旁有一家孤儿院，那里的小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我记得有一次，我大半夜里被一个学校里的哥们儿叫醒，因为他爸爸的一头奶牛正在生小崽。我仍能够记得我们沿着铁轨、顶着夜里的冷风向他家跑去，唯恐错过了这精彩的一幕。我的另一个朋友，我最好的朋友，他家的花园正好和我家的花园紧紧相邻。于是我们就在篱笆上挖了一个通道，还经常津津有味地在他的阁楼里玩那套由他老爸制作由他老哥后期完善的老火车玩具。
当我们搬去罗马之后，我开始在当地的法语学校读书。我在那里的朋友也都是普通人的孩子。我母亲每天放下学都来接送我。有时会有摄影记者出现，但其实他们总是出现的。一开始，其它的孩子称我做“明星的宠儿”。但那时，我是全班最高的，后来又成了一名出色的守门员，他们意识到这些之后，对我的看法也就全变了。我觉得这些由母亲名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来没真正困扰到我，我也从来没停下来认真想过为什么身边的狗仔队无处不在。就像所有其它的孩子一样，我也觉得自己的母亲非常美丽，所以他们老是要拍她的照片我可以理解。她真的很美，从内到外，彻头彻尾。
在我开始上学之后，母亲就不再接拍电影了，因为我要按时上课而不能旅行到很远去看她。当我弟弟卢卡开始上学时，她也没有再接电影，而那时我已经离开家去上寄宿学校了。
“我必须在生命的那一刻做出一个选择”，她于1988年5月时曾这样说过“是错过拍摄电影还是错过我的孩子。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决定，因为我实在是太想念我的孩子们了。当我的长子开始上学的时候，我就不能再把他带在身边东奔西走了，这对我来说太难以忍受了，所以我不再接拍电影了。我退居二线，回家和孩子们一起。我真的很高兴。但这不代表我从此就整天坐在家无所事事地咬着指甲发呆。就像其它母亲一样，我爱极了我的两个儿子。”
当她带我去买教科书或者去买袜子的时候，我满心欢喜。然后，我自认为——现在这个“自认为”已经得到了证实，我们的确是很好的朋友。最让我感到幸福的一点，是她让我知道自己对她有多重要。
直到她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访问了一些非洲受战争摧残最为严重的非洲国家之前，我母亲最难过的回忆是父亲这个角色的空白和三次流产的经历。
她告诉过我们，当她看到其它孩子被父亲抱在怀中的时候，她感到的由这份父亲的空白所带来的创伤是多么的难以忍受。她是多么的希望自己的父亲也能在身边，这样她也能像其它人那样享受父爱。她一直希望他还活着，在某个地方——在任何地方都行。作为一个孩子，她无法控制自己那强烈且处于自然本能的渴望。这也是为什么，在她和我的父亲与卢卡的父亲离婚之后，她倾尽自己所能让我们得以继续享受到一份完整的父母之爱的原因。
她曾经很严肃认真地提起过自己婚姻上的失误以及这两个男人带给她的痛苦，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伤痛。她说：“这是我离崩溃的边缘最接近的一次经历。”
当她自己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就喜欢孩子，她曾说：“我常有的这种对人们和孩子的热爱，也许是我与生俱来的，我很小的时候，只要一和母亲去市场买东西，就总是试图抱出婴儿车的小宝宝，这一直让母亲感到很难为情。我生命中的梦想之一，就是有我自己的孩子。总之事情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我不仅想要得到爱，也疯狂地想要给予别人爱，这甚至成了我的一种需要。”


［作者一周岁，母亲与父亲梅尔·费雷］



孕育新生命是她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之一，这是一个治愈她自己的童年的好机会。同样地，帮助其它孩子也能给她带来快乐。在后来“捐献疲劳”成为大多数人道主义者的专业术语之时，母亲为那些世界上不幸儿童的利益挺身而出：“拿出一点钱和施舍一点同情，并不为他们的未来真正打算，并不能真正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们。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得上一位母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更让人觉得痛苦的了。”我敢肯定，如果她被多赋予一天的生命跟我们在一起，在花去头几秒钟和我们拥抱之后，她会继续谈起那些孩子们。


是罗伯特·沃尔德，这位同她度过生命中最后十二年的男人，向母亲介绍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宗旨。
他们二人，于1987年11月，应母亲表兄、前任荷兰驻葡萄牙大使莱珀德·库勒斯·范·乌弗德的邀请，一同前往澳门去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募捐音乐会。她自己写稿并进行了一次精彩的演讲。立刻意识到她同孩子们的天然联系之后，詹姆斯·格兰特，当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执行总裁，邀请她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并支付了象征性的一美元薪水。她于1988年4月踏上了通向孩子们的第一次旅程。


[ 本帖最后由 喇叭 于 2006-9-8 20:26 编辑 ]

枝俏

这不是喇叭大妹子么?
好耐没见了哦

赫本我觉的她演技术还是欠缺
有些表情她做不来,有些生硬

喇叭

呵呵，姐姐也是好久不见哦~~抱抱~

她的演技，其实我也觉得不是很好，不过非常喜欢她的气质和为人啦~em01

小学三年级就对她一见钟情，而这种习惯和信仰，已经不需要现在清醒的我为过去也许盲目的选择而改变什么啦~那种情结不是理智能够把握的，说白了，就是没原因，也不原因去想原因啦

所以，我对LOTR的狂热其实远高于赫本的

喇叭

奥黛丽从索马里回来后一直抱怨胃疼。


她从小受到的维多利亚式的教育，使她不愿意告诉我和我弟弟卢卡，但是罗伯特知道这件事，他们也去找了一些瑞士的专家做诊断，但却无法最终确诊。所以她决定，一旦92年10月回到洛杉矶，她就会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一个弯道处，她的身影进入我的眼帘，看上去是那么的疲惫和紧张。母亲一直坚持不坐头等舱，只是她和罗伯特偶尔会互为对方买一张商务舱的机票，作为去度假或者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特别活动的特殊礼物。但是在我们整个的青年时期，她都是坐在经济舱里飞遍欧洲的。她认为，在这样一个仍有这么多人忍饥挨饿的年代里，坐头等舱实在不合适。同样的，她认为，汽车也只不过是一种交通工具，安全可靠就行了，所以我们家的车都是沃尔沃和奥迪。
虽然在70年代的罗马不是所有的母亲都开车，但是母亲的确不开车，我曾问过原因。据说，在她考得驾照后，我父亲立刻送了她一辆新款雷鸟。一天，母亲开车从摄影棚回家，她被另一个女司机追尾了。虽然那女人完全明白自己应该负全部责任，但是却极度的胡搅蛮缠，推卸责任。
回到家后，母亲把这件事跟父亲说了，父亲非常生气。而当那个女人知道了我母亲的身份之后，她向法院起诉，希望使母亲陷入窘境以解决问题或者至少使母亲不追究其应有权利。恐惧、失望、愤怒这一系列感情刺激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这件事使她决定卖掉这辆车并永远不再驾驶。她认为，开车，从某种意义上讲，需要一点好斗的特质——这话用在罗马和巴黎的街头倒是一点不错，而这恰恰是她没有的特质，所以她永远也开不好车。
到1992年，母亲为联合国儿童基机会工作已经是第五年了，工作越发的辛苦起来，日程安排十分紧张。由于全部的机票由基机会提供，有时候，母亲和罗伯特要在途中转机好几次以到达那些没有直达航班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罗伯特把这看作旅行中的小憩并能避减少时差的影响，但这的确拖长了整个旅行的时间。他们回来之后，又要飞到一些发达国家，母亲要接受采访谈谈她所看到和学到的一切，要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募捐活动。这样的循环，一年要有好几次，经常是休息几周脱离时差后，又立刻开始了新的一轮旅程。
我们经常能够从她听到那些孩子们的遭遇，从她的眼中，看到的是她对这个社会对待我们未来一代的方式的失望。有人曾经问过她，很多痛苦和伤害事实上是由于当地政府和反对武装引起的，而联合国儿童基机会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她为什么还要为了世界上这些贫困儿童竭尽全力地工作？她的答案始终如一：“这就好像你坐在客厅里，听到撞击声后汽车轮胎抓地的尖叫；你的心一惊，跑到街上去看个究竟，却发现一个孩子被汽车撞倒。那时，你不会停下来思考者到底是谁的责任——是司机开的太快，还是孩子为了追球而突然出现在马路中央。你只会冲过去，马上送他去医院。”就这么简单。
我们一周至少通一次电话，自她从索马里回来之后，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受到她的声音上笼着一层黑冷的阴云。她说：“我刚从地狱回来。”我想知道更多，但是她不愿多说，告诉我等她会洛杉矶之后再详谈。
我母亲从索马里千百万儿童的脸上看到的，是个别人为了他们自私的需要在孩子们的未来上所留下的痕迹。索马里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那里根本没有基本设施建设。像越南那样的国家，母亲还能够期盼着一天那些医院、学校和公路的复建。但你一旦离开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医院、学校和公路……根本什么都没有。
她有一次说，和平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我们有途径学习战争，甚至大学里也有这门课程。但是如果有一个能让我们学到如何创造并维护和平的地方，那该有多好。一个教授和平的大学。”
每年圣诞节家人团聚的时候，她都会给我们讲她的旅行、那些孩子们和所接受的采访，还有她在美国国会作致词时的紧张心情。“他们其实都很可爱”，她评价那些议员时说，“但这牵扯到很多复杂的问题，埃塞俄比亚政治局势的意外问题，咖啡和柚子的国际价格——但是听说那次演说之后美国政府增加了对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援助，我非常的满足了。”
当然，她从来没在我们面前炫耀过什么，都是罗伯特后来将整个过程补充完整的。“只要她在国会大厦前那么一露面”，他说，“我们的预算就能增加六百万美元”。我们听了都觉得好自豪。当这一结束，我们就意识到，她已经又把自己未来一整年的时间投入到这项伟大的工作中去了。我们能看到她是多么的疲倦，所以有时会试探着问道：“你什么时候休息一下？”我们知道自己不能让她停止，但只是希望她留出一些时间来享受她辛勤耕耘得来的果实。
但这已经不可能了。
洛杉矶的医生又为她做了一系列检查，但是最终仍然不能确诊，他们建议用腹腔镜进行检查。我们送她到西奈山（Cedars Sinai）住院，手术安排在92年11月1日。手术进行两小时以后，医生走出手术室，告诉我们，他们发现由阑尾生成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母亲的腹部。没人能够提前发现这情况，因为躲在身体角落处的阑尾所处的角度是内视镜无法看到的。这个我们现在仍不知道用来做什么的没用的小东西正在侵蚀母亲的生命。
小小的阑尾，到底是我们完美进化的身体用来储存所有我们无法消化的细小物质的地方，还是我们痛苦挣扎的灵魂用来存放所有我们无法化解的心灵伤害的地方？
医生推测，母亲患癌症应该已经有五年了。在癌细胞扩散过程中没有太多的疼痛，只是悄无声息为她的生命拉上了一层面纱。我们得知目前的治疗比较顺利，并能够尽量免除痛苦。
她感到疼痛的原因，是肿瘤压迫作为重要消化器官的小肠而导致其无法正常工作，以致引起的痉挛。医生们切除了她的一英尺小肠以减轻她的痛感。
说这些并无太大意义。手术后我们一起去看望了她，并告诉了她实情。她停了几秒钟，然后平静地告诉我们，她其实早就感觉到了这次的病要比那次她在索马里因被某种小虫叮咬而染上的传染病要严重得多。那次，她服用了药力最强、药效最猛、对身体破坏性极大的抗生素来脱离危险。她曾经让我保证，无论什么情况下也不要让别人说服我尝试那种药。
在帮助了千万儿童提供食物之后，她自己却成了这样——无法进食。为了使消化道愈合，他们为她施行了TPN（全监护式营养），也就是将一种提供所有基本营养物质的淡黄色液体注射到静脉中。
她曾经给我们讲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给成千上万饥饿的儿童提供的那种主要由玉米和大米做成的食物。我们也曾经看过那些挣扎在死亡边缘的非洲儿童的照片，他们因严重脱水而靠输液维持生命。
现在，她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了。
我们必须等到她的伤口愈合才能进行第一次化疗。我们这一家子，每天轮流看护：我经常在上午去看她，然后以完成工作的借口回到我的办公室，花上几乎所有时间来阅读、寻找最新的可用的治疗方法和信息，并打电话给每一家癌症治疗中心。不幸的是，我很快就被迫面对了这难以接受的残酷事实，这种现在被普遍应用的化疗方法——50Fu Lucovoril，自六十年代开始投入使用以来就没有什么变化。六十年代，那一时刻，对我来说听上去就像中世纪一样遥远。
一周之后，我们带她回到了“家”——她最好的朋友之一，康妮·沃尔德的家，母亲只要在洛杉矶就会去的地方。
康妮和我母亲是在她拍完罗马假日之后，第一次来洛杉矶时认识的。康妮的丈夫是杰瑞·沃尔德，最多产和最具创造性的电影导演和制片之一，他们是终生的朋友。我们总是定期聚在一起享受美好的家庭聚餐，然后，康妮和母亲就会开始争夺“洗碗权”。康妮管我母亲叫“如比”，就好像母亲是电视剧《楼上楼下》里的那个为家庭服务了很长时间的让人难以忍受的麻烦的老女佣。母亲则辩解说，一个好客人至少应该有权洗碗。她们一起做饭，一起大笑不止，爱对方爱的要死。这确实是她宾至如归的地方。但这一次，回家的意味却那么的不同了。一个为她熬制鸡汤、满心关爱的好友，对母亲来说，在这肃静但平静的时刻，是生命的一种赐福。
接下来是母亲的第一次治疗，一切都很顺利，没有副作用。她将在一周之内接受下一次治疗，但事实并非预料的这样。几天之后她的小肠再次梗阻，引起了严重的痛感，她当时接受的镇痛治疗已经不起作用了。那几天，我们怀着希望，小心翼翼地陪她在池边散步，晚上则看看电视。我们就坐在她左边的地板上，看些喜剧，比如英国肥皂剧《Fawlty Towers》(共两季12集6个小时或过多次大奖的经典英国情景喜剧，John Cleese和他当时的妻子Connie Booth共同创意并编剧，并且均出演主要角色），还有探索频道的自然类的纪录片。她说她真是非常喜欢看。它们再次坚定了她的观点：自然的奇迹仍生生不息地存在着，而生命，以它最朴实的美丽，永不停歇地循环往复着。
医生希望我们尽快送她回去接受手术。
92年12月1日，是我生命中最沉重的一天。我们正在做着送她回医院的准备，每个人都跑来跑去忙着做自己的那一份事情，于是我和母亲得以在她卧房里独处。我帮她穿好衣服，那时她已经病容憔悴、消瘦不堪。她转过头，眼力充满了泪水，近乎绝望地抱着我，小声地抽泣。当我紧紧地抱住她时，她在我耳边低语道：“哦，肖恩，我好害怕。”我站在那里，用我所有的力气抱着她，感到心如刀绞。
我再次确认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并向她保证我们会一起经历这一切，如果我认为事情真的无可挽回时，就会告诉她。鼓起勇气，一切还没那么糟……这是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将她内心最真实的恐惧展现在我面前。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们曾对关于爱与生命之间关系的本质问题讨论过很多很多。我们是真正的朋友。每当一方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另一方一定能感知到。我们赐福于天然的脐带的母子联系。有人说，在我们生命中，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也是自己父母的父母。我一直把这句话理解为，当父母年迈而不能照顾自己时我们给予的关怀。但是，它好像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都知道，前景并不乐观，但是我们灵魂中对生命的渴求使我们仍充满了期待，希望和信念，就好像那些被告知明天就会变好的小孩子的心情。我们开着我那辆73年的白色别克敞篷送她去医院，而狗仔队已经悄悄地在我家附近“埋伏”好几天了。
狗仔队，自我懂事起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只要是我们出去吃饭或是度周末，只要是她去学校接我们或是去购物，尤其是在罗马，一定有他们的身影。我仍记得一家人周六出去吃午饭，我坐在后座上透过后窗看着那些跟踪狗仔队，而继父开着车，竭尽全力地试图把那些家伙甩开在罗马那好似迷宫的街道中。有一次经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她带我去参加Spoleto庆典，那是一个在托斯卡纳边境处一个迷人的中古小镇举行的古典芭蕾舞戏剧节。那时我刚刚完成我的第一份电影工作回来，在被雇用了将近一年的制作期，我留起了胡子，我想那是因为当时我不想让大家知道我只有18岁。于是，狗仔队在Sploleto发现了我们的行踪，并抓拍了好几张我们匆忙赶去一次晚间演出时的照片。第二天，报纸上就注销了醒目的大标题“奥黛丽和她的新爱”。当我们得知此事的时候，两个人狂笑不止，发现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到底是谁。母亲说：“嗯，其实除了这个‘新’字，其它的还是没错的。这次他们终于说对了点什么。”她把这份报纸剪下来放在了镜框里。
除了这次小事件以外，奥黛丽对狗仔队们从不间断地对我们私人生活的打扰行为，一直感到十分恐惧。她知道该如何处理狗仔队的问题，但她总觉得，他们的出现是她的错误，我们的生活被打扰也是她的错误。但无论如何，她对待狗仔队的态度，一直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和尊敬。
甚至是当我们还不知道病情严重程度的时候，媒体上就开始充斥着关于母亲病情的消极绝望的报道。幸运的是，我们将母亲和媒体成功地隔离开了。只有寥寥数人的手术室里的情况他们是怎么知道的？那些还未告知家属的病情细节他们又是怎么提前知道的？那天早晨，我开着我的车送她走，因为我们计算着他们永远都不会想到奥黛丽·赫本会坐在这么一辆又老又旧又费油的活化石里——但其实它还是很有魅力的一辆车。果然，我们是正确的。她躺在车的后座上，所以狗仔队们看到的开车走了的人，只有我和我的妻子。这招生效了，他们没有跟上来。
然后，92年11月1日这天，我们再次陷入了焦急的等待。但是手术开始还不到一个小时，医生就把我们叫进了一个接近手术室的房间里，告诉我们说，癌症已经扩散到了无可挽回的程度，他无能为力，只能将她立即缝合。病情恶化很快，母亲的时间不多了。词句融化在他的嘴里，眼前开始恍惚，一切事物的都好像放慢了运动变化的脚步。罗伯特发着呆，口中不自觉地喃喃说到：“多么有价值的一个人啊。”
我那时则感到一股苦涩的孤独悄悄占领了我的心头。她没准已经醒了，我深呼吸鼓起勇气，走进病房。她平静地躺在那里，一切，都该结束了。她从来不惧怕死亡，只是不想受过多无意义的痛苦——我们约定过的，必要的时候选择安乐死。但我相信，疼痛是可以控制住的。我坐在她的床边，她看着我，微笑着告诉我刚才有好几个发疯似的女人刚刚来过，叫醒了她询问她是否想投票，比尔·克林顿一定会当选。可是我好像记得，在好几个小时之前——甚至是好几天之前，大选结果就已成定局了呢？那时我还担心他是否能够成功呢。然后母亲说她告诉那些人，因为她不是美国公民，所以没有选举权。一个主讲医生带着他的学生们也来过了，她又一次被叫醒，面对一群占满了病房的对她伤口指指点点的医学院学生。
医院真是已经成了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我只是感觉怒火都已经烧到了自己的头发，但我知道这不是发怒的时候。
我把医生告诉我们的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动手术对她来说太过危险了。她转过头去，静静地说：“有点失望啊。”只是这样。我握着她的手，感到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无力与苍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天便是我母亲去世的日子。我们俩平静地坐在病房里，牵着手，想着死亡。那时，一片静默。
也许，现代医学需要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及早的诊断。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机会有条理地活过剩下不多的日子，而不是淹没在失去挚爱之人的震惊和悲痛之中，终日伴随着后悔的心情，为什么没有在其有生之年进行更多的交流与表达，为什么从没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告诉对方“我爱你”、去告诉对方“你是我生命中的一切”。
那是我们生命中的最低潮。接下来的两个月虽然艰难但却美丽。我们不再等待，我们从那种来自苍白无力的感觉的焦虑、困惑和苦闷解脱出来，我们做的只是用心去爱，只是用世界末日前一天的心情那样真实地生活。
现在仍和我们有着联系的在瑞士的家庭医生曾经说过，如果你活得坦然，你就会死得安详。母亲的确做到了。

［1982年，母亲和休伯特·纪梵希漫步在巴黎塞纳河畔］ 我们接她住进了康妮家，几周后，借助于她的另一位挚友，休伯特·纪梵希的一份珍贵礼物，我们得以乘坐另一位好友的私人喷气机回到在瑞士的家。我母亲一生都不喜欢炫耀什么，这样的大张旗鼓从来没发生在我们身上过。虽然她付得起这样的费用，但她却绝对不会这样做。因此，无论这次旅行感情是多么的复杂，我总觉得以这样一种隆重的方式飞回家是正确的。我们曾为如何带病重的她横渡大西洋回家度假而烦恼，当我告诉她休伯特的建议告诉母亲时，她的眼里充满了喜悦和感激的泪水。她催我给休伯特打电话，她握着话筒时激动得简直说不出话来，唯一能从口中挤出的几个字，就是法语的“哦，休伯特，我真太感动了。”放下电话后，她看上去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对休伯特告诉她的话一时感到难以相信。“他跟我说我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觉得，这样的感觉，我们彼此相通。
休伯特·纪梵希不仅是一位提供人类外表包装的服装设计师，也是一位优秀人物榜样的表率。“要想做一位绅士，就先要成为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母亲是这样教给我们的。这，也正是休伯特·纪梵希。他们一起打造的母亲的个人风格，其实是母亲内在心灵的一种外在化表现。母亲把休伯特设计的服装看作是一尊美丽的花瓶，它点亮了一朵田间小野花的魅力；而休伯特则将他的服装看作是一只朴素的花瓶，尽可能不要遮盖住花朵与生俱来的自然美。由于二人的合作，母亲常被人誉为世界上最高贵最时尚的女人。但是这种高贵的气质，在根本上却是来源于他们二人的内在品质，来源于美产生的地方。这不是刻意的做作，而是自然的流露；这不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手段，而是一种表达谦逊的方式。
就是这个经常开玩笑说母亲就是披上一个装土豆的大口袋也高贵的家伙，为母亲设计出了那款经典的黑色晚礼服。那件作品简直就是放大镜下的灵魂，得以让我们以这种直观的方式感受到。这份有着深刻理解和内涵的礼物，来自于心灵，而非钱包。当她在世人面前出现时，所有人都对这个自信的女性印象深刻，无论是作为女儿、姐姐还是母亲的角色。这件衣服，体现出的是来自于一个高尚心灵而非污浊意念的卓越品质。
我母亲认为，一个女人应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形象，运用时尚的季节变化来加以修饰点缀，而不是做一个时尚的奴隶，一遍又一遍地改变自己的风格。她总是告诉我们：“在正式场合做唯一一个穿休闲装的人，总比在休闲时间做唯一一个西服革履的人要好得多。”
某种意义上来讲，母亲的时尚哲学和那些老派绅士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男性相比于女性来讲，更容易接受一旦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形象就将其长期保持。根据这个基本观点，母亲严格遵守根据不同场合选择着装的原则。同样，在出演每个角色时，她也会根据自己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来考虑戏装是否合适，而不是简单地穿上准备好的衣服。有了休伯特，母亲当然就再也不用为这些事发愁了。
衣服的品质对母亲来说非常重要。一句古巴谚语说：“便宜的东西更费钱，贵的东西更省钱。”便宜的价格，虽然能使你节省一些钱，但是也许没有价钱更高一些的东西质量好、使用时间长。当然，不是说贵的东西就一定有好的品质.

［1954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萨尔维托尔·费拉加莫奈和母亲在其工作室内］




鞋子对母亲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它们是全身形象的基础。一双好鞋，应该比脚的实际尺寸大半号，而不是太小以至于让你的脚被挤得变形，影响它们的生长。在开支一定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一双舒适且高品质的鞋子，衣服倒可以简单朴素一些。我母亲的好友之一，萨尔维托尔·费拉加莫，这位顶级制鞋师，在他自传的序言里写道，当他看见那些脚以所谓的时尚的名义，挤进不舒适的鞋子中而受到各种伤害和疼痛时，他感到由衷的愤怒。也许，这就是他能够成为历史上最出色的鞋子设计师之一的原因。他设计鞋子的目的很单纯，因为他相信一种来自于东方的说法，双足使我们灵魂所在之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我们的灵魂设计外包装，可真是一份好差事！
“简单就是永恒”这是我母亲基本形象哲学的核心。赫伯特一直记得和母亲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他在工作室里接到一个电话，告诉他说赫本小姐现在人在巴黎，希望能够见他一面以讨论她下部电影的服装问题。预约之后，赫伯特因为想到有可能要和当时有名的凯瑟琳·赫本合作，心中忐忑不安。
当他看到一个穿着威尼斯船夫外套的小女孩出现在自己门前时，他先是一愣，随即开怀大笑起来。休伯特说，他一直记得那一时刻自己身体里分泌出的化学物质对大脑作用的感觉，从那以后，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感觉来为母亲进行设计。
风格这个词经常出现，并且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使用。对我母亲来说，个人的风格是这个人内在美的一种延续，严于律己、尊敬和信任他人都是可以使其增强的品质。如果说她的外形纯洁而高贵，那是因为她相信简单之美的力量；如果说永恒真的存在，那是因为她相信品质的保证；如果说她现在仍是现代时尚的偶像，那是因为她终生坚持适合自己的风格，而不是人云亦云，每个季节都进行改妆。她喜欢时尚，但只把它当作一种使其风格更加完美的工具。
“好好打理你的衣服”，她总是说，“因为它们是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因此每当她出现的时候，绝对不穿那些看上去“张牙舞爪”的衣服——就好像在不停地叫嚣着“看我！快来看我！”，而是静静地叙述着“我就是我，你并不比我差”的服装。她在心底从不认为自己是特殊和不同的人，这也是她为什么一直努力工作以追求更好，一直对生活很满足的原因。她的风格是她自身的一种外在表现，我们都爱戴她，是因为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眼前的这位女性不仅是高明的包装手段打造出的作品，还是一个百分之百诚实的、真实的人。



[ 本帖最后由 喇叭 于 2006-9-28 14:59 编辑 ]

喇叭

索马里之行是我母亲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最后一站，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站。那里的情况已经糟糕到了不能更糟糕的程度。我母亲和罗伯特等了很长一段，大约将近一年，等待通行证的签发和资金的筹措。当她问道谁来负责申请签证的时候，答案带着一个微笑飘然而至：“没有什么签证，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政府。你只要直接飞过去，同时祈祷着飞机别被导弹击落就行了。”

这个世界还没有给我们一个得到关于种族灭绝式的惨剧和成千上万人饿死在难民营的一手信息的机会。在母亲的这次旅行后，似乎所有目光都聚焦于一点。最后，国际社会终于采取了几步迟到的、被误导了的措施来试图阻止这场社会变革，正像我在电影《远离边境》中看到的那些极具冲击力的画面所表达的情况一样。

除去她出色的工作表现不提。由于这次索马里之行，她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极度不公平和其对待我们未来下一代人的方式的不满心情，到达了极点。“我几乎被对我们自己的愤怒冲昏了头脑。”她在一次采访中说道。亲身经历过战争并亲耳听到过充满悔意的承诺永不再战世界宣言的她，现在怎么够平静？“永不再战？”很不幸，战争仍在继续，而且是再战，再战，还再战。

同时，她觉得她能够在任期内做出最有意义的贡献：因为公众仍然对她十分关注，这样媒体就会自动聚焦到索马里问题上。

我们曾许下誓言，永远不让人间浩劫再次发生。但她会告诉我们，可悲的事实是，在非洲，每一天，这样的浩劫都在重复上演。他们无力养活自己和家人，连灵魂都感到绝望和羞耻；最后无奈的选择，是被收容到难民营。他们经常面对的，是在失去挚爱之后，接受不得不屈服的现实，自愿离开他们祖先的土地，他们的根，他们唯一的荣耀和宝藏。

我在想，是不是我们当中的某些人看到这里时，会偷偷地以蔑视和不以为然的态度提出疑问，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人们的情况还不能有所恢复呢？但我要问，要恢复什么呢？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情况是一种悖论。以我们的标准来说，那里根本就没有基本设施建设，根本谈不上发展——一旦你离开首都，几乎就在也看不到公路、学校和医院的影子。这就是为什么，在母亲过世之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创建“奥黛丽·赫本纪念基金”。她相信，改变这一切的唯一途径就是教育，因此，纪念基金也致力于此。它为母亲认为最缺乏基础设施的四个非洲国家提供教育项目，其中包括索马里、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在成立的第五个年头，我们增加了卢旺达。到现在，我们的活动范围一直在不断扩大，最近还刚刚加入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个新的十年计划——“所有适龄儿童入学”计划。此项目意在为全球1.2亿儿童能够得到一份基础质量的教育。

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停滞不前是由于殖民时代的结束，目前的事实证明了他们根本没有管理自己的可能性，那么请不要相信这些人。母亲一定会这么说：“首先你获得自由，然后你就开始管理自己。” 不幸的是，殖民统治者留下的所有基础建设都是临时性的，而那些人们并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像越南那样的国家”，她曾说，“还有古巴，他们的受教育人口比例甚至高于美国。那就是他们的基础设施，他们有的是自我恢复的能力。”

“世界上还有比孩子们更重要的事情么？”这句话经常被她用作采访和演讲的开场白。她不是故作姿态，她只是相信在这个问题的肯定答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吗？有比我们种族延续更重要的事情吗？在你的一生中，是否还有比童年更需要爱护、关照、温柔、食物和教育的时期吗？”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全球化”这个词好像只在和“世界经济”有联系得时候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当巴西和日本的经济开始衰退，当我们参与投资的股票市场由于世界经济萎缩开始低迷，我们开始烦躁、担忧，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而我们能做的只是等待和观察。但是当我们自己的孩子正在因缺水、饥饿或者缺乏那些只花费不到每年一美元的供给时——这个价格也是母亲经常强调的，我们不会只是“等待和观察”。

她还经常提醒我们，在全球56亿居民之中，有30亿每天依靠价值不到2美元的物质生活，其中13亿低于1美元，15亿人不能饮用到清洁的水源。这就意味着，“我们”和“他们”的比例是1比5。她不知多少次深思，难道我们还希望继续扩大这个悬殊的比例么？“他们”的孩子死于饥饿而“我们”的孩子却苦于超重的烦恼，这能够让人接受么？
母亲在1988年5月时说：“自从世界形成的一刻起，就有不公平存在。但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它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变得越来越易于沟通。毫无疑问的一个道德上的义务，就是这些富有的人应该帮助那些一无所有的人。”

她一直在提醒我们，用发达国家GNP总和的1.5%，就能解决眼前这个噩梦。当我们的孩子们发现我们错过了这个时不再来的好机会时，他们会怎么看我们这些前人？

当我整理她的研究材料——大量的文章和上百篇报告时，我注意到了世界银行主席詹姆斯·沃尔芬森先生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上的报告和报纸上写下的一段文字，母亲将其用下划线标注出来。我下面引用的就是这段文字：

这4.7亿第三世界国家居民为美国人提供了400万个工作岗位。第三世界国家的需求和经济增长速度是我们的两倍。如果这4.7亿人占当今世界GDP比重的18%，那么这个数字将在25年后增长到30%。在他们不顾一切地致力于单纯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他们在污染着我们的水源、我们的空气和我们的环境。为此付出代价的将会是谁？我们！我们的后代！在他们能够有能力承担一些环境问题之前，我们的生活将长时间受到不良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已经开始了，臭氧层空洞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所以，为什么我们美国要承担由他们所造成的问题的冲击？就因为占据全球经济比重55%的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就好比在远东经济占75%的日本在亚洲的地位一样重要？如果你将所有工业化国家的GNP相加，我觉得这个数字将占到全球经济的近90%。

“你是否有过身陷痛苦的经历？”她会这样问道，“好，如果你有的话，你应该还会记得你自己做过什么来平息伤痛。这47亿人，现在正在面对另一些不同的痛苦：挚爱之人的离去，基本人权的缺少，饥饿，疾病，干旱，战争，色情业和虐待。但是他们却表现着人类真正的尊严和高贵。”

当我看到这场我们面对着的世界性的社会巨变，我不能不对我们自己感到讽刺。但我可以肯定，无论是沃尔芬森先生还是我母亲，二人在探讨如此重要的问题时，都没有任何讥讽的语气。相反地，他们都是带着对在这些人们身上发现的单纯与高贵的心情来谈论这个话题的。

有一句美妙的意大利谚语，母亲一直很喜欢：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村落。无论你到世界的那个角落，事实其实都是如此。而这，也正是詹姆斯·沃尔芬森先生在那次成为世界银行行长之前的长达三年半、途经85个国家的旅行中发现的真理。

我学到的第一堂课，就是让我懂得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走进贫民窟，非洲中部的一个小村庄或是巴西的棚户区，那些父母——如果双方还能有幸在一起生活的话，或是留下来的母亲，都非常关心自己孩子的未来。于是，这第二堂我学到的课，就是这些人并不想要施舍，而是一次机会。他们想要的，是一次机会。

那些在贫民窟和小村落里的人们，是我这一生见过的最高贵的人。这次的调查，我的一半时间都花在贫民窟和小村庄里。那里的人们，他们不是一个你需要怜悯的群体。你也许会为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而感到难过，但他们内心却隐藏着巨大的力量。这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对于这个地方文化传统的力量，也是我不了解的。

我曾有过旅行的经历，住宿在饭店，去游乐公园等地游玩。但我从未到过一个小村庄。我从不知道，当今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的马里，竟然拥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他们的帝国曾经将地域扩展到了埃及；我从不知道，中美洲的一些传统竟然可以追溯到三千年以前。这些人们，如果我们给他们一个机会，将会创造奇迹。因此我关心的焦点不是这些人们。真正让我感到可悲的，是在发达国家中，那些有能力对世界做出改变的人们却对很多问题置若罔闻，熟视无睹。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我则是持前所未有的乐观态度。我相信他们。但是，全球国会或议会中那些弃真正重要的长远问题而不管却只顾宣扬竞选承诺的激烈辩论，让我感到非常失望。这不仅仅是美国存在的问题。这个世界上，缺乏解决中长期问题的领导力量。而大部分人对这类问题毫不在意，因为他们认为眼不见为净。

我的声音也许只是旷野中的一声微鸣，我银行中的1万名同事的声音也许也是微不足道。但从我六十多年的经验来讲，我们现在所致力于的事业一定会为我们后人的留下些许不同。我对此毫无疑问。

詹姆斯·沃尔芬森先生遇到的这些父母一定和母亲遇到的是同一些人，因为母亲的描述与上文是如此的吻合。

有趣的是，我觉得母亲绝不会把她的观点表达得这么直白，虽然她对上文深表认同。母亲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非常尊敬，认为他们是解决此问题的核心。她知道自己是谁，能做什么，而对于这个领域，不是她能力挽狂澜的。

但她很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她展示给我们什么是人类内在的潜能。她读过了一切她能学习的东西，不间断地学习直到能够胜任工作。她觉得作为一个女演员，自己的能力在这个崭新的人道主义世界里先天不足。

我敢说，她对待这项工作也许比一些专业人员更认真更上心。
但她还没有做好准备来承受在索马里目睹的一切给她带来的这强烈而震撼的感情冲击。其实，又谁有能够承受得住呢？我想，即使是一个经过长时间专业训练的职业护士，也不能坦然地接受眼前如此不堪的痛苦。

尽管如此，她还是以内在固有的矜持来抑制住心中的狂怒，她只是表达为“我不相信有什么罪责需要集体共同承担，但是我却深信一份责任应该由大家来肩负。”她这话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难道我们需要为每一个正在死去的非洲儿童负责任么？

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曾取用一句古老的非洲谚语的一部分来给她的书做标题——抚养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落的力量。其实我母亲也经常引用这句谚语，她是这样解释的：“只有父母的力量不够，只有老师的力量不够，只有医生的力量也不够，只有朋友的力量还是不够，只有这些人在一起，我们才会有一个机会。”母亲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照顾世界上所有的儿童，她相信的是，在人权问题已经严重到无法再回避的程度时，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方法来消除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隔阂壁垒。

带来互利的合作正以史无前例的进度出现：欧洲的联合已经开始；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科幻小说作家已经浪漫地把我们未来的星球想象成一个整体的联邦。我们一直梦想着一个没有疾病的世界，梦想着可以自由地进行太空旅行。现在，互联网的存在，使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联系到任何一个有一根电话线的人。虽然世界上仍有一半人没有使用过电话这东西。

母亲希望我们能保持对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不要满足现状，不要停歇，直到我们改变了历史的方向——也许在我们有限的人生中不能做到，但我们的后人将会接替我们的位置。否则，他们将会为此付出代价，受到惩罚。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会失去整整一代人：那些孩子，如同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宝贵。

发达国家GNP总合的0.5%就能解决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问题，给予他们从此自我发展的基本能力。说到金钱，一个被毁了10年，20年甚至30年的人生需要多少才能得到补偿？当一个孩子目睹自己身边的一片荒凉，我们怎么还能要求他共同创造未来，重新相信我们？

母亲说过：“如果要我把想说的话浓缩到一个句子里，我会为了埃塞俄比亚的人们一口气说到尽我所能的长度。所有他们所需要的，是帮助他们能够帮助自己，这也正是他们渴望做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给他们的是一把铲子，一把挖井的铲子，而不是一把用来给自己孩子挖墓的铲子。”

母亲在非洲从来没见到过伸出双手乞讨的人，她看到的只有那些没有能力在这个我们只是部分发展了的世界中竞争的人们的高贵行动。

罗伯特和约翰·伊萨克，我母亲的朋友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摄影师，都曾经讲述过同一个让他们永远难忘的故事。当时，在整个难民营中，没有人知道母亲的身份。他们只知道一架飞机或者直升机将会降落，然后从中走出这样一位女性：像他们一样消瘦，和善温柔，在其眼中有能够与他们心灵相连接的一些东西。在这一系列旅行的尾声，他们来到一个简陋的建筑物，在那里，孩子们排着长长的队等待他们的一顿饭——一碗稀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当地极端恶劣的情形下发放的救济。

母亲正在与一位官员深谈时，罗伯特和约翰注意到了一个小女孩，她是排在由饥饿的孩子们所组成的长队中的一员。当她看到这个刚刚进入她眼帘的陌生女性，看上去对其他孩子是那么具有同情心，她呆住了。当队伍缓缓向前移动，将她带到离食物越来越近的时候，明显可以看出这个小女孩的内心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斗争。她已经接近队伍的尽头了，但也许是因为对饥饿的麻木，那时好像有什么东西拽着她离开食物，奔向母亲。你能从这孩子的严重清楚地看到内心的挣扎。她正在两项人类最基础的本能中做出选择：对食物的需要，为了生存；对爱的需要，义无反顾地冲进这个女性的怀中，体会让人不可置信地感到的希望和那种你只能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安心感觉。

最终，她们的目光聚在了一起。母亲那时变得平和而宁静。就当这个女孩已经走到了队伍的尽头时，她抬眼看了看盘子、食物，然后突然跑出队伍冲进了母亲的怀里。对爱的需要，被这个神秘的女性拥入怀中的渴望，在那短暂的一刻，胜过了她对生存的需要。
罗伯特和约翰在讲述这段故事时都双眼含泪。约翰，那时最出色的摄影师之一，因感到这一幕感情的深沉和私密，当时决定放弃了拍摄此情此景，让它只属于这两个人才是完美。

对于生活，我们经常谈论的是其质量而不是数量。母亲为自己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运作环节中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很多时候，虽然他们因为大范围的营养不良和已经入侵的疾病，不能拯救孩子的生命，但是孩子们的灵魂得到了安抚，使得他们最终离去的情景变得能够让人承受。

母亲觉得，让一个孩子因营养不良死在难民营但却也是死在自己母亲爱的怀抱里，总比令其童年中充斥着虐待、童工、雏妓或战争，罪过轻一些。

一个孩子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捍卫自己的尊严。甚至成年人很难处理这个问题。这就是我母亲为什么那么努力地争取儿童《儿童权利协定》的原因。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美国迟迟不签署。这个世界上发达的国家，它的宪法对成年人的保护是那么的全面，又怎么能够不承认儿童的同等权利呢？美国的加入，这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总裁吉姆·格兰特的最终希望。最后，乔治·布什先生签署了此协定，虽然其很大一部分内容因为明显与美国宪法冲突而没有完全执行，但无论如何，这是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的正确的一步。
母亲曾非常激动地给我们讲述过一些发生在吉斯玛乌的事情，那是她在索马里最先到访的几个难民营之一。一个眼盲的小女孩摸索着营地的栏杆前进，努力地试着走到提供医疗设施的地方。她身上仅围着一片蓝色的破布，还有一大群苍蝇在她身边飞来飞去。她是母亲认为的、知道的一个处于最悲惨境遇的孩子的所有特征的集合体，他们在这个不再关爱他们的世界中迷失。我母亲试着安慰她，帮助她找到她要找的路，但是，那小女孩的笑容在那一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视与厌恶，正如以上提到的，那是一个选择了沉默的灵魂。



母亲认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他人着想，是一种良好的品德。她一生都在努力这样做。这是她与生俱来的品质，并在她生活和事业的磨砺下更加璀璨。这个宝贵的情感工具就好像一架显微镜，能够使身为一个演员的她看到或想象到其它人心中埋藏最深的感情，从而将其演绎出来。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这个能力就成了一个这些像那个小女孩一样的孩子们痛苦和孤独的扩音器。

她曾经说，感情的缺失不是物质可以弥补的。这些只身一人的孩子所面对的惊恐和悲惨是她感受最强烈的，她写道“来自成年人的对一个孩子的无视和羞辱，是信任、希望和一切可能的杀手。”

后来，母亲与那个小女孩沟通，与她的孤独沟通，与她的空虚沟通。能做到这一点，也许是因为母亲自己对那样的空虚和哀伤太过了解、深有体会。

是她灵魂深处掩藏的哀伤使得她倾国倾城倾世界，虽然她最终在生命的尽头找到了归宿的宁静和爱意，但这份哀伤主宰了其一生。为什么她成为了我们最神秘最浪漫的精神领域的圣像，为什么她成为了我们感情世界的圣女贞德？是她眼中流露出的那份哀伤，好像在告诉人们：“我知道的，我知道现实到底如何。但请让我继续梦着，让我成为你的安提戈尼（底比斯旺俄狄浦斯之女，因违抗禁令而自杀身亡）。”她没有向现实妥协，而是继续保留着她的梦想：有一天他的父亲将会回来并把自己拥入怀中；有一天士兵们将会停止战争，然后孩子们得到解救；有一天所有的孩子将会拥有健康、呵护、快乐和生活的权利。

在我们的发达国家中，我们保护人权；但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里，生命却依然一文不值。所以，这些孩子们，这些未来的主人们，在忍受着甚至没有一个机会的境遇。

让我母亲感到安慰的是，电视的存在得以将这些孩子的苦难带到我们的起居室里。当她被要求基于这次索马里之行而谈谈政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时，她回答：

政治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难以理解的东西，因为其中的手段计谋实在太过复杂了。政治，从定义上来讲，应该是为了她的人民，为了她人民的幸福。人道主义则意味着人类的幸福。为人类的苦难负责，这才是理想化的政治应该做的，这也是我一直梦想的。同时，这还是我为什么举这个在历史上也许都不同寻常的例子——是人道主义援助支持着索马里的基本运转。我在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代替现今人道主义援助参政的也许将是人道主义的政治。我企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这时我想去索马里的原因之一，不是因为我能够做什么，而是因为那里没有让世界得到它的真实信息。如果我能让世界多一个目击者，能为多一个孩子说出他们的声音，那我所做的一切就都是值得的。

[ 本帖最后由 喇叭 于 2006-10-16 15:07 编辑 ]

喇叭

非常对不起大家，拖延了这么久才有更新

本来是全都翻完了的，但是迷迷糊糊地在香港呆了一个星期之后发现自己把这一章弄丢了，于是开学以后从新翻译的…… 狂汗

由于开学以后太忙了，质量我不敢保证，大家多多原谅

yanghl0419

em24 em24 em24
竟然去香港~~~~要看pp

喇叭

恩……不是旅游，是校际交流…………

我的空间里刚刚更新了照片和文章，欢迎大家捧场啦

http://middleearthruler.spaces.live.com/

喇叭

回首母亲一生的成就和对社会的贡献，最让我感到骄傲的是她为孩子们所作的那些工作。以下这篇由母亲完成的演讲稿，是她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仅18个月后写下的。从中你可以感受到她——她的声音，她的行为，她的灵魂，还有她那对于简单的信念。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

奥黛丽·赫本

应“百分之一为了发展基金”之邀

致联合国全体工作人员的演说

1989年6月13日 日内瓦  

直到大约18个月之前，也就是我被赋予这项无上光荣的使命而成为一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志愿者之前，我曾经在面对媒体报道的那些发展中国家的母亲和孩子们所受的不可想象的痛苦和凄楚时，感到一阵阵的绝望和无助，这种感觉经常把我淹没、让我窒息。
如果说现在的我又燃起了一丝新的希望，那是因为我现在看到了我们能够做的，还有我们正在做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许多其它组织和团体、教会、政府，当然，最重要的，是在以上这些微不足道的帮助中，寻求自救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自己。但是，现在，我们必须为处在现状令人堪忧的发展中国家的儿童们多做些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挣扎在生存与死亡的交界线上。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给予他们的经济援助，在全球消费总数的比较下，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而不到当今国际经济份额的0.5%就足以根除未来十年最底层的贫穷并满足这些人们的基本需求。换言之，人类的资源不会枯竭，会枯竭的只是人们的意愿。



我被提问频率最高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我的任务就是做一个传声员，让世界都知道这些孩子的声音。要真正了解孩子们所处状况的症结所在，一位教育、经济、宗教、政治或是文化方面的专家，都是好的人选。可惜我不是上述的任何一种专家；但是，我是一位母亲。不幸的是，孩子们需要更多的援助和支持，因为他们时时刻刻被营养不良、疾病和死亡威胁着生命。要明白目前状况的严峻，你不用知道确切具体的数字，你只要看到那些病态的目光、呆滞的小脸，知道罪魁祸首是重度影响不良即可。它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维生素A的缺乏，这能够引起角膜受损而发展为部分或者完全失明，几周之后便可死亡。在像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印度、菲律宾和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每年这样的案例都有50万之多！事实上，就在今天，就有数以百万计的儿童面临失明的威胁。毫无疑问，我和其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志愿者一道游走于各大洲之间，不仅是为了向社会寻求资金的支持，也是为了让人们建立起一个基本概念去与另一种失明作斗争，由此双眼被蒙蔽的人们可以发现，其实要伸出援助之手救助这些儿童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情。防止一个孩子失明，只需要84美分，即两颗维生素A胶囊的价格。



可以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影响贯穿了我的一生。大约45年前，我便是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成千上万在饥饿中等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救援的儿童之一。战争的结束将我们从饥饿、惊恐和持续的暴力中解救出来，但那时的我们几乎一贫如洗，就好像今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一样。贫穷是他们经受苦难的根源——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没有能力帮助自己。而这正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要做的——使这些人们获得自救的能力并对他们的发展需求给予援助。数字惊人的第三世界债务负担，使得这些穷人更加贫困，而最贫穷的人负担最重。受其伤害最严重的，莫过于妇女和儿童。
和干旱、洪水或是地震等突发自然灾害不同，贫穷的悲剧很少被媒体捕捉并将其带入公众的视野。它不只发生在某个特别的地方，而是布满了两个大洲的贫民区、棚户区和边远农村；它不只发生在某个特定的时段，而是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增长。贫穷，虽然不是每天晚间新闻的特别报道，但它却和那些上镜的大事件一样，改变着百万人的生活。贫穷的产生，不是一两个具体原因能够说清的，但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发达国家在国际上的绝对主导地位，这一仍未落幕的戏剧性经济神化而开创的人类前所未有的凄惨和艰难的战后时代。
举例来说，在非洲，除去国家改革、改善自然环境以及他们那产出不定的农产品产量之外，他们所有辛苦所得的劳动成果，都在国际经济市场和初级产品价格的严重下跌的阴影下遭到残酷的贬值。现在，他们居然要被迫返还是其所贷款额四倍之多的债务！同时，发展中国家社会中最贫穷的人群也在为基金的长期不合理霸用以及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严重不合理分配而苦苦挣扎。联合国儿童基金要负责的是儿童的救助，而不是世界经济的问题。但在其范围覆盖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作中，每一天，联合国儿童基金都要面对一张因国际经济问题而留下深深痕迹的充满疑问和困惑的脸孔。这样的表情，不是在财政部的走廊上看到的，不是由债务服务比率的统计值反映出的，不是在债务谈判会议的长桌前显现的——而是在一个孩子的脸上流露的。



正是这些年幼的孩子，他们正在成长的心智和身体是那么的敏感，即使是短暂的缺失也会对他们造成永久的伤害。而人类在五岁以前，大脑和身体的生长基础已经基本定型，再也没有第二次重塑的机会可以挽回了；正是这些年幼的孩子，他们今天的个体发展和明天的社会贡献都在由现今的经济所决定着；正是这些年幼的孩子，他们正在负担最沉重的代价。经济问题，将整个80年代变成绝望黑暗的十年困苦，因此，我们不能对其不管不顾。
由无节制贷款所带来的十年间最沉重的负担，不是落在军方的肩上，也不是那些外国银行的账户上，也不是那些生活奢侈的人们的钱袋里，而是那些连基本生活保障都不能满足的穷人们，是那些没有足够食物来维持基本健康的妇女们，是那些身心发展正在由于被弃置不顾的疾病和营养不良而变得扭曲的婴儿，是那些正在失去他们唯一走进校门的机会的孩子们。当这个冲击的影响变成了逐渐上升的儿童死亡率统计数据而一目了然的时候，这个事实早已成为了一个反人类的暴行。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为其开罪。目前，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必须降到一个他们可以偿还的水平，降到一个他们能够发展经济的基点，让他们真正走上复苏和发展的道路。
世界人口增长已经开始得到有效的控制，变化的征兆随处可见。如果，我们在这时，创造性地运用这个良机，就可以看到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并勇于将其实现。那么，在未来的十年中，我们便真的有可能开始解决威胁人类的三大基本问题：战争的存在及其威胁，自然环境的逐渐恶化和持续不断的恶劣的绝对贫穷。
近代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社会变革：废除奴隶制度，结束殖民统治，消除种族隔离，逐步达成共识的环境意识以及正在增加的对妇女权利的认识——它们已经从华丽的辞藻最终变成了眼前的现实。在不远的90年代，也许这种变化的浪潮会将清爽的海风吹到孩子们的身上，然后，我们那召开国际儿童峰会并通过《儿童权利协定》的梦想会成为现实。



每一天，就有4万儿童（2003年降到3万5千——作者按）死去；每一周，就变成了28万（2003年降到24万5千——作者按）——洪水或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也不能够夺走这么多孩子的生命。但这种死亡却都几乎发生在一些可以预防的疾病的无声侵袭中，比如小儿麻痹症、破伤风、结核病、麻疹等，而其中排名第一的杀手是由于饮用不清洁的水源和营养不良引起的痢疾而最终导致的脱水症。一支5美元的疫苗可以救活一个孩子的性命，6美分就可以防止脱水带来的死亡，每年84美分就可以预防一个孩子的失明。而那些政府竟选择花巨款于军费之上而逃避孩子们最基本的需要！孩子，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他们未来和平的唯一希望。
在这里我必须承认，有时，当我停下来想起那些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比如一夜之间就改变世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承担工作的深入程度就让我感到自己被失落和悲伤淹没。甚至，还有一些为此争辩的愤世嫉俗的偏执者，向我提问“拯救这些孩子的生命只会加重导致苦难和贫穷的人口过剩，你认为这是否在道德上也是正确的呢？”。然而，随意宣判这些孩子死亡并不是人口过剩的解决办法，计划生育和晚生晚育才是正道。给予这些贫困人口一个好的生活、给予他们健康的体魄，良好的教育、住房条件、营养和公民权利，就可以减缓当地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些措施不是免费的，但是必须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承受的价格上，我们应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帮助。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墨西哥的成功都已经证明了，人口的增长可以通过加强公众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而得到有效控制。
据世界银行现在的预计，90年代初，世界人口总数将会到达历史最高峰，而这同时也是全球人口由此下降的转折点。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变化状况是出生率先于婴儿的死亡率开始下降。也就是说，一对想要两个孩子的夫妇在能够确定后代全部成活的情况下，只会生育两个，而不是抱着能够幸存下两个婴儿的希望而生下六个。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也在致力于向母亲们开展教受育儿知识的行动，因为母亲的角色仍然是孩子们最好的守护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任何向发展中国家妇女传播一切直接有关于健康、营养、卫生、医疗和培养读写能力的教育活动。
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正是为了那些不能为自己发言的孩子们而发言。他们正因维生素的缺少而面临失明，他们正在因小儿麻痹症而落下终生残疾，他们正在因水源的匮乏而日渐枯萎。我为的是近一亿的流浪儿童而发言，他们被迫离家以求生存，除了勇气、笑容和梦想一无所有；我为的是那些自古以来、永远首当其冲地成为战争的第一受害者的无辜孩子们，他们成为了成千上万难民中的一员，在暴力恐怖的包围下成长。现今的战争，早已摆脱了战场的限制，而是以恐怖和屠杀的面目出现在世界各地。无论是将数百万阿富汗儿童遣送回国，还是要教给这些只学过杀戮的孩子们如何玩耍，现在摆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面前的任务，都是前所未有的艰巨。查尔斯·狄更斯曾经写道：“在孩子们心中的那个小小世界里，没有什么事情比不公正更能让他们察觉和感知到的了。”这样一出正是由不公正所导致的悲剧，其实只要我们自己再多做一些就能够避免；但是，为什么，我们却在面对之时犹豫不决，而采取如此廉价的手段和方法来保护孩子们？领袖们、父母们和年轻人——拥有一颗尚未被岁月所复杂化的纯净心灵的年轻人，他们应该牢记自己的童年时代并开始拯救那些一生下来就要承受重担的孩子们。
孩子，是我们最鲜活的资源，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我们应保证他们不仅能够在生命最脆弱的开始几年中保持生理上的存活，也要能够免受感情、社会和身体上的虐待。一个没有动荡和暴力的世界，似乎只是天方夜谭的想象；但是，能够将其实现的，恰恰正是我们。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一个人道主义组织，并不是慈善机构。它所面临是发展问题，而不是灾后援助，向伸开的千万双手里分发救济。在我埃塞俄比亚、委内瑞拉、中美洲、墨西哥和苏丹的旅行中，我从没看到过伸出的乞讨的双手，有的只是他们无言无声的尊严和帮助自己的渴望——他们要的，只是一个被给予的机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任务是保护每一位儿童远离饥荒、饥渴、疾病、虐待和死亡的侵害。但是今天，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更为危险的威胁——人类对人类的不人道行为。人行的黑暗面，已经污染了我们的天空和海洋，毁掉了我们的森林，灭绝了无以万计的美丽动物，难道其下一个目标，竟是我们的孩子吗？这正是我们要起来反对的。
为孩子们注射疫苗，给予他们食物和水，治疗他们的病症，这些行为已经远远不够了。因为人类现在的发展趋势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生长的土地，还有，我们最珍贵的孩子们。无论是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极端贫穷，还是萨尔瓦多的内乱、苏丹的少数民族屠杀，我能看到的只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并非自然灾害，而是人为的悲剧；而要结束这人为的悲剧，方法也只有人为的途径——和平。



“苏丹生命线”计划这个巨大的工程面临着无数的险阻——在这样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里，严重缺乏基础设施建设，几乎没有交通网络，没有通讯系统——就算最终只完成了预期目标的一半，这个计划也算是成功的。因为它不仅能够拯救千百万条生命，也会给苏丹带来希望。联合国将会证明给全世界，只有和平的环境，才能拯救儿童，才能使人类继续生存；只有发展的途径，人们才能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有尊严地生活。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可以扪心无愧地说，我们已经履行了人类应尽的义务。
你们的“百分之一”计划是百分之百全球共享资源的一个样本，是一个关于关爱和人性的美丽榜样。未来的世界我期待着，因为——在一起，我们无所不能。

yanghl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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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孤小嘉

喇叭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里也在赫本的蜡像，到上海也可以去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