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里一个温暖的夜晚，三个男人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进行餐后散步。他们在阿狄森小径（Addison's Walk）上闲逛，那是沿谢维尔河的一条林木蓊郁的美丽小路。三个人之间发生了争论，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凌晨，并对世界文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在那个时候，这三个人中只有一个算得上有点名气，那就是亨利·维克多·戴森（Henry Victor Dyson, 1896-1975）。他是个生活奢侈的学者，经常与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伯特兰·罗素等人一起厮混。与他同行的是两位默默无闻的牛津学者，他们都爱好北欧的传奇神话、盎格鲁撒克逊史诗以及风格严峻的“北方”（the North）神秘文化。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记得戴森了，但却有无数的人记得他的这两位同伴：克莱夫·斯塔普斯·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 1898-1963）和约翰·伦纳德·鲁尔·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 1892-1973）。然而，正是这一场通宵达旦的争论对两人的代表作——托尔金的《霍比特人》和《魔戒》、刘易斯的《纳尼亚传奇》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它们奠定了基础。没有这场争论，托尔金的“中土”（Middle-earth）可能会一直停留在个人爱好的阶段，而刘易斯也很可能永远找不到通往纳尼亚王国的大门。
刘易斯在《四种爱》（The Four Loves）中写道：“恋人喜欢摒人独处，而朋友则分享共同的孤独感，这种孤独使他们与他人分隔开来，不管他们愿不愿意。”1926年，刘易斯和托尔金在一次教员集会上初次相见，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这种令人宽慰的共同孤独感。他们都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受创于大战中的工业化兽性。他们都看到了20世纪到那时为止最丑恶的一面，都在维京时代的血腥传说中寻求荒唐的安慰。
这些故事描述身份含糊的英雄和神祗与妖怪和外部世界的黑暗作战的情形，其中缺少同情和恻隐，但却不乏讽刺和幽默——北欧英雄史诗《格雷蒂尔传奇》（Grettir's Saga）中的一个人物说道，“阔矛现在越来越流行了”，在他刚刚被这样一柄矛刺穿的时候。
在古斯堪的纳维亚的无情宇宙中，神祗和他们的人类盟军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必然失败，但他们从来都不会有向围攻自己的妖魔投降或妥协的念头。不管是英雄还是懦夫，最后结局都是一样——那么我们该怎样做呢？1936 年，托尔金在他关于《贝奥武甫》（Beowulf）的著名演说中解释道：“北方神话想像的力量在于它这样来面对问题——让妖魔扮演主角，让它们赢得可耻的胜利，由此在赤裸的意志和勇气中找到可怕而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对抗邪魔的斗争中，失败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战而退。看起来，这样的解决方案对托尔金写作的影响比对刘易斯的影响更大。在《魔戒》中，当主角之一阿拉贡（Aragorn）面临着惨败的时候，他询问希望何在，然后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行无望的战斗，至少还会有人为我们复仇。”在这里，我们无疑可以看到北欧神话的影子。
刘易斯从文学的角度来处理“北方”，而身为语言学者的托尔金则沉浸在语言的历史和声响之中。刘易斯也许有几分尖刻和武断：在第一次会面之后，他称托尔金是“一个平淡无味、口齿流利的家伙——这没什么不妥，再多一点趣味就更好了。”不过，第二年托尔金就邀请他参加了一个人称“吃炭者” （Coalbiters）的团体。这个组织的成员热衷于阅读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原文的北欧英雄传奇，它的名称来源于古代北欧语言中的“科比塔斯” （kolbitars）一词，指聚在一起讲故事的人——这些人围坐在火堆旁边，离火堆非常地近，真的像是要吃到木炭了。每个星期四晚上，“吃炭者”们聚集在壁炉边上，趿着拖鞋，端着酒杯，聆听《赫罗夫·克拉奇王传奇》（The Saga of King Hrolf Kraki）、《佛尔颂人传奇》（The Saga of the Volsungs）或是他们正在研究的其他史诗。20世纪30年代，“吃炭者”被另一个名为“因克林”（Inklings）的非正式团体所取代。“因克林”以刘易斯和托尔金为核心成员，一直持续存在了30多年。
在刘易斯和托尔金相遇的时候，两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文学前途惶惑不安。托尔金在1925 年译了一首重要的中古英语诗歌《高文爵士与绿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在1929年写了一篇关于《女隐士指南》（Ancrene Wisse）及《童贞颂》（Hali Meidhad）的小品文，而这就是他迄那时为止的全部作品。久拖不决或是处于半完工状态的计划令他心烦意乱。1939年，托尔金写了《偶得一叶》（Leaf by Niggle），其中讲到一个画家总是没有时间去完成一个宏伟的创作计划。按照托尔金学者的看法，这个故事就是他焦虑心态的副产品。而刘易斯到那时为止也只出版了两本“诗歌小册子”，他还没有找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独特风格，更没有什么值得用这种风格来表述的东西。他在给儿时好友阿瑟·格里夫斯的信中写道：“从16岁开始，我就有了一个志向（成为作家）。我坚持不懈，为之付出了每一分力气，并将所有希望寄托其中。而现在我已经明白：毫无疑问，我失败了。” 第一次看到托尔金的小说的时候，刘易斯就对托尔金有了这样一个认识：这是一个能穷年累月为一个故事呕心沥血的人，他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并在写作中使用了许多刘易斯喜闻乐见的异端素材。值得赞扬的是，刘易斯对此没有半点嫉妒，他由衷地喜欢上了托尔金的作品。在1931 年那个决定性的夜晚，刘易斯还处于回归宗教虔诚的焦灼历程之中。刘易斯出身于爱尔兰的新教家庭，青少年时代就成了不可知论者。尽管他在1929年又重新开始接受神的概念，但却始终对基督教持抵触的态度。戴森是英国国教徒，托尔金则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花了一整夜的时间来帮助刘易斯破除这种心理障碍。他们在阿狄森小径上来回走动，其间托尔金论证了基督复活在文学和神话学上的真实性。据说，当刘易斯宣称神话都是无价值的谎言的时候，关键的一刻来临了。托尔金回答道：“不，它们不是谎言。”托尔金要刘易斯解释，为什么他可以把北欧传奇看作承载事实的工具，同时却要求《福音书》满足更严格的真实标准。午夜已经过去很久，托尔金最终回家睡觉去了，留下戴森继续与刘易斯论战。托尔金认为基督复活的故事是所有故事中最真实的，它的作者就是上帝。对不信教的人来说，他这套理论不见得很有说服力；但对深信神话是表达更高真实的惟一方法的刘易斯来说，它却是难以抗拒的。两个星期以后，刘易斯告诉一个朋友，自己已经再次完全接纳了基督教：“这跟我与戴森和托尔金的长夜清谈有很大的关系。”
这次谈话对刘易斯影响至深。从1933 年的《天路归程》（The Pilgrim’s Regress）开始，刘易斯发表了一大堆东西：书、论文、小说、广播讲话，如此等等，所有作品都表露着他的宗教虔诚。在创作这些作品的百忙之中，刘易斯仍不忘敦促托尔金纂集并完成他关于“中土”——托尔金大半生为之痴迷的私人宇宙——的故事。好在有他持续不断的友善敦请，托尔金在1937年出版了《霍比特人》并一鸣惊人。托尔金创作巨著《魔戒》的漫长过程时断时续、十分艰难，而刘易斯从来没有停止督促，直到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面世为止。托尔金回忆道：“我欠刘易斯的债永远也还不完，那不是 ‘影响’二字所能概括的，那是莫大的鼓励。长期以来，他一直是我惟一的读者。有了他的存在，我才认识到我的创作可以不停留在个人爱好的层次。”
刘易斯很快得到了基督教阐释者的盛名，但要是他的名声只建筑在《痛苦问题》（The Problem of Pain）一类的书上面的话，今天就不会有人记得他了。这些书以专横的风格和教条的论辩方法写就，通过神话和诗歌回返宗教的刘易斯似乎觉得自己有能力引导读者走进天堂之门。
刘易斯的批评者们抓住这一点不放，尤其是那些宗教圈子里的人。一位神职人员埋怨道：“痛苦问题已经够糟糕的了，用不着刘易斯先生来落井下石了。”刘易斯最迷人、最亲切的一面是在他的故事里，而他创作小说的历程——正如他回归宗教的历程——很大程度上是由托尔金来引导的。1937年，《霍比特人》出版前夕，这两个好朋友在一起慨叹文学创作的现状。刘易斯说道：“托勒斯（Tollers，刘易斯对托尔金的称呼），现在的小说里让我们真正喜欢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恐怕我们得自己来写点什么了。”托尔金对此的回应是一本关于时间旅行的小说，但他没有写完这本名为《失落之路》（The Lost Road）的小说。而刘易斯却写完了他的《走出寂静星球》（Out of the Silent Planet）。这是一本韦尔斯（H．G．Wells，1866－1946，英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风格的科幻小说，于1938年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得感谢托尔金，当时他的《霍比特人》已经大获成功，因而能够对出版商施加影响。
《走出寂静星球》广受好评，但让刘易斯这个名字家喻户晓的却是他在小说上的第二次尝试。1942 年问世的《地狱来鸿》（The Screwtape Letters）讲的是一个年长的魔鬼教导年轻的魔鬼如何去使人堕落，这本题献给托尔金的书至今仍在不停再版。这本书的长盛不衰是件好事情，因为其中包含了刘易斯最尖刻而优雅的一些文字。刘易斯“太空三部曲”的后两本《金星漫游》（Perelandra，1943）和《恐怖力量》（That Hideous Strength，1943）不那么令人信服，但仍然取得了成功。托尔金对这些作品都大加赞扬，只是对《恐怖力量》有一点微词。不过，他对刘易斯后来的作品却十分反感。
刘易斯最成功的著作是《纳尼亚传奇》系列小说，他在1950年出了7本丛书的第一本《狮子、女巫和衣橱》（The Lion，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此后以差不多每年一本的速度推出续集，直到1956年出版《最后一战》（The Last Battle）为止。尽管书中的基督教主题显而易见，但它们的无比魅力还是征服了所有的读者——托尔金除外，他认为这些书技巧拙劣，而且缺乏连续性。托尔金的这种态度部分是因为愤愤不平：纳尼亚系列以生产线的高效率源源不断地从刘易斯的脑中流向市场，而托尔金却为《魔戒》花了10多年的时间。在这一漫长历程中，刘易斯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着托尔金，但其他的“因克林”成员就不那么耐烦了。戴森就是个例子，据说他曾在托尔金给他读《魔戒》部分章节的时候咆哮道：“噢，天哪，别再来什么小精灵了！”懊恼也许是一方面，但艺术手法才是托尔金不喜欢《纳尼亚传奇》的主要原因。他自己把《魔戒》看成一本基督教著作，但却小心地把宗教主题隐藏在故事当中，而即便是刘易斯的忠实读者也不免为《纳尼亚传奇》中过于明显的宗教寓意而叹息。托尔金把“中土”设定为史前某个时代的欧洲，在书中运用了北欧传奇、《贝奥武甫》以及芬兰史诗《英雄的国土》（Kalevala）中的元素，把它们当作是人们对《魔戒》中讲述的事件的一知半解的记忆。托尔金处理北欧民间传说的方法是系统的，《纳尼亚传奇》的艺术手法在他看来就未免有些懒惰和粗疏了。
这种状况使得两人的友谊出现了裂痕，后面许多年里他们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但是，在《魔戒》即将面世的时候，刘易斯认识到这是部伟大的作品。他放下了所有受伤的感觉，利用自己的巨大威望为《魔戒》大唱赞歌。始自阿狄森小径的相互支持依然还很强大（至少就刘易斯而言是如此）。
很自然，两个人都在作品中耍了一点文学上的小花招。先发制人的是刘易斯，他把托尔金用作了约翰·兰塞姆（John Ransom）——“太空三部曲”中的英雄语言学家——的原型。不过，除了职业以及一些“刘易斯化的托尔金观点”之外，托尔金坚决否认自己与兰塞姆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刘易斯的传记作家威尔逊（A.N.Wilson）也支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兰塞姆“很不像”托尔金。不过，读者们对这种看法将会有所保留。在《走出寂静星球》一书中，兰塞姆在火星上遇到了可怕的怪兽。当发现怪兽也有语言的时候，他立即打算找出其中的语法。刘易斯解释说：“如果你自己不是语言学家的话，恐怕你只能努力相信这一发现在兰塞姆心中引起的巨大感情波动……对知识的热爱是一种疯狂。”在《恐怖力量》一书中，兰塞姆发表了一次演讲，其内容可能是直接从托尔金的一封信里搬来的：“不管你走得多远，你都会看到机器、拥挤的城市、空荡荡的宝座、虚假的作品以及贫乏的书籍：人们因虚假的诺言而疯狂，又因苦难的现实而脾气乖戾。他们崇拜自己创制的钢铁机械，切断了自己与天父地母的联系。你可以一直走向东方，直到东方变成了西方，直到穿越大洋走回英国，即便如此你也走不到阳光之下，黑暗之翼的阴影已经覆盖了一切。” 托尔金在《魔戒》中回报了刘易斯，他把刘易斯的一些特殊脾性给了树胡（Treebeard）——树形恩特人的领袖。刘易斯的大嗓门和不停清喉的习惯在树胡身上得到了体现。托尔金还借树胡之口对刘易斯无止无休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挖苦：在《魔戒》中，树胡把恩特语描述为“一种可爱的语言，但用它来说任何事情都要花上很长时间，因为我们只说那些值得花很长时间来说的事情。”
刘易斯和托尔金在1963年和1973年先后去世，他们都取得了文学上的巨大成功。时至今日，他们在1931年的那次对话仍然余音袅袅，而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似乎仍在发挥作用。由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执导的电影《魔戒》好评如潮，人们因此也把《纳尼亚传奇》搬上银幕。这部影片也在新西兰取景拍摄，剧组中还有一些《魔戒》的设计和制作人员。看起来，和以往一样，刘易斯和托尔金还在互相提携、共谱辉煌。
编译：成蹊 | 
发表于 2006-12-17 17:58:49
收藏
分享
顶一下！
踩一脚！
发表于 2006-12-17 20:1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