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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原创翻译]奥黛丽•赫本——高贵的灵魂(完结) [打印本页]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8-25 21:41
标题: [原创翻译]奥黛丽•赫本——高贵的灵魂(完结)
em31呵呵，一年多之后喇叭的重新出现不知道有没有很吓人呢？

老规矩，看喇叭的帖子请先听喇叭的废话。

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本书进行翻译。

喇叭非常喜欢赫本——呵呵，这几乎是网上很多朋友对我的第一印象。在赫本众多的传记里，可以说其长子为其撰写的这一本是最特别最有价值的。喇叭不惜血本收了此书的原版精装和中文翻译版本。但是经对比之后发现，中文译本的翻译很不负责任，很多细节一带而过，还有一些句子根本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精髓——其实从译本可以看得出其翻译水平绝对在喇叭之上，只是态度令人失望。市面上的这个版本是好几个人分工完成的，所以前后不匹配的现象也比较严重。

总之，喇叭对现有中文版本很不满意，所以决定重新翻译。

喇叭要特地在此声明，喇叭今年19岁，日本鬼子之语言专业，至今为止没有参加过任何英语的等级水平考试。现有水平本难登大雅之堂，但只为个人娱乐之用，且自认为此成品质量即使赶不上市面出售版本也不会相差太多，放在网上又是免费供大家消遣，何乐而不为。所以，如果各位大人发现翻译错误之处，还请多多原谅喇叭的无知，务必多多指教。

特别注明：本文中括号内的知识性内容，是喇叭在翻译过程中添加进去以便大家理解之用，非作者之笔；一些拿不准的语句参考过中文版本，并非喇叭完全独立翻译。

废话结束，谢谢倾听。

[ 本帖最后由喇叭于 2006-11-11 17:09 编辑 ]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8-25 21:50
奥黛丽·赫本

——高贵的灵魂

原著肖恩·赫本·费雷

翻译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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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小序她的秘密                               8月23日

开篇上帝的吻痕                         8月23日

第一章感情的缺失                         8月27日

第二章我记得……                         9月3日

第三章难以忘怀                         9月8日

第四章他们之中的一员                   9月15日

第五章沉默的灵魂                         9月22日

第六章在一起，我们无所不能             9月29日

第七章 “永远”的价格                   10月2日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8-25 21:52
小序她的秘密

在奥黛丽·凯瑟琳·赫本—鲁斯顿离开我们九年后，我开始为她的这部传记写序言。她，无论生死，都是我亲爱的母亲。自从1993年1月21日——她远去的那个日子，我就开始动笔为她写这本小书，但是真正提笔写下第一个字母的时候，却已是过了酸甜苦辣的四年。

实际的书写工作大约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还有在写书之前和此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也用了一些时间。现在的我很确定，任何一个失去了父亲或母亲的人——我想这也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都可以写一本书来纪念他们。几周，几个月，甚至是几年，你都有可能会徘徊在如何下笔的困惑中。你也会体验到对于作者们来说那种一泻千里的感觉。这书说的不是你自己，而是一个对你而言在这世界上比自己更重要的人。具体到我，这个人便是我最亲近的人，赋予我生命的人，一次又一次拯救了我的人，也是最后我无力帮助的人。所以，我精心雕琢这些文字，就像小溪里不停滚动打磨经受冲刷的鹅卵石一样，希望能以最光鲜最完美的形象出世，这样才对得起读者花在此书上的时间，对得起她的灵魂。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一些真实的东西，但同时也不会扰乱她灵魂的宁静。

据说，我们的器官有不同的寿命。比如，我们最柔软也是利用最充分的器官——肺，寿命是最短的，只有大约60年；我们一般只能使用到10%，也就是开发潜力最大的大脑，拥有惊人的150年左右的生命。而在我写这书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些让人兴奋的新东西。

我的回忆将会活得比他们都长。

在我死后很久，在我的大脑死后很久——甚至更久，（所以，我正在考虑是接受火化还是带着我的象棋棋盘一起下葬，这可以成为我没有死亡的大脑的娱乐！），我都会记得那些往事，记得那种味道。我闭上眼睛，便能穿过嘈杂的喧闹，能够闻到她的味道，脆弱又坚强，高贵又安然，让我感受到她那无条件的爱。我握住她那精致的手低头端详，有透过皮肤隐隐约约看见青色的血管，还有又圆又软又透明的指甲。正是这双手，抱着我，帮助我，支持我。正是这双手，爱抚我，送我去学校，在我害怕的时候安慰我。我真想让她在我睡梦中再一次轻拂过我的头发。你能理解我的这份思念么？

其实我心里的滋味是怪怪的。想象一下，如果你的母亲是奥黛丽·赫本，那会是什么感受？虽然她在93年去世，但是，她直到现在还是无处不在。电视上，音像店里，杂志上，书店里，飞机场和高速路的巨型广告牌上，路边公共汽车站的海报栏里，在我与人们的谈话里，在我的工作里，思想里，还有特别是我开始写书之后，在梦里……

说些与我生活无关的。她体重110磅，身高5尺7。

很幸运，我们对她的回忆是美好的。那感觉就像是甜甜地一觉醒来，映入眼帘的洒满清晨阳光的空荡荡的房间的清爽与安逸。就是这种感觉，有时清晰一些，有时朦胧一些，是她那甜美与忧伤的完美结合。

关于这甜美与忧伤，我考虑了很多很多，对到底应该是否应该把他们公诸于世拿捏不定。九年之后，我终于想清楚了这件事情。虽然有一点不好意思，但是我仍然在这里告诉给大家，希望能够对一些人有点帮助。

我母亲有个秘密。

我想她不会介意我说出去的，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将她很多的事情看得更清楚。所以，我要公布她的秘密，她的那个小秘密。

忧伤。她的忧伤。

原因，并不是命运待她的不公平；日子虽然坎坷，但是总还算是不错。她忧伤，是因为她看到了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一些事情。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让她多多少少感到了一些忧伤——是的，你也有份。并不是因为我们自身的悲伤，而是因为我们的无助。如果她没有在晚年接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我也许不会像现在这么肯定。现在，正在做一些相关儿童的工作的我，也感到了这份忧伤。所以，这本书也将提到孩子们和由他们带来的这些体验。不是太愉快的叙述，但是你还是会看到他们。我觉得如果你知道了所有的事情，你也会变得忧伤。所以我不打算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虽然会让你看到孩子们和她的忧伤，但只是一点点，这样也就够了。

别担心，你会保持微笑看到最后的。微笑是愉悦的一种完美表现。同时，也许还会有些泪水。但是，其实眼泪可以滋润你的眼睛，还有，净化你的灵魂。微笑，眼泪，让这个世界更美.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8-25 21:59
开篇上帝的吻痕

这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童年的小女孩的故事。她有一个坚强勇敢的母亲，从小在她脑海中灌输努力工作和诚实信用的价值。她有一个离家而去的父亲，尽管那时她只有六岁。

这是一个经历过二战洗礼的小孩子的故事。那时的饥饿贫穷给她一生的回忆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是一个既通过努力又得到好运而取得成功的年轻女孩的故事。她身边那些最优秀的演员们，导演们，作家们，以他们的智慧和才能给了她成功地机会。

这是一个比任何人都努力工作的女演员的故事。她每天坚持在四到五点起床，比别人加倍努力地练习以弥补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这是一个看不到自己闪光点的明星的故事。她总是不满意自己太瘦，有点上翘的鼻孔还有对于她体型来说过大的脚。所以，她为人们对她的关注感到感激和光荣，这就是为什么她总是准时赴约，为什么她从来都不忘记自己的台词，为什么她对待每个人都是那么的礼貌和尊敬。

这是一个从小就被伤了心的女儿的故事。长大之后，她终于在心中承认了她的父亲即使在她成名之后也没有和自己联系过的事实。虽然这位父亲已经在她的生活中缺席了将近二十年，虽然这位父亲的政治观点完全不能被她所接受，但是直到他去世，她仍然不能释怀。

这是一个曾经在婚姻中失望了两次的妻子的故事。那位父亲对她的离弃也可以说是原因之一，这个伤害，在童时就深深地伤了她的心。

这是一个极其渴望拥有一个稳定幸福家庭的女性的故事。她喜爱的小狗，她的花园，她精心制作的放在平底盘子里的意大利酱面（食谱请见本节末）。听起来是这样的只接了当毫无曲折——这也是为什么我母亲从来不写关于自己的书，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太过平淡和简单。

如果是你，你是否能够撰写并出版发行一本没有惊人丑闻和骇人私密的好莱坞人物传记？巴里·帕里斯，为她写传记的最后一位作家，同时也可能是最尽职尽责的一位作家，在他的前言中写道：“奥黛丽·赫本是每一位人物传记作者的美梦，同时也是挥之不去的噩梦。没有第二个女演员像她这么受人尊敬，她自己的勇气和给他人的勇气，她荧屏上的形象和幕后的为人，使她那么的受人喜爱以至于从没有人说她的不好。她做过最糟糕的事情，也许就是在1964年奥斯卡颁奖上的感谢名单中忘记了帕德里夏·尼尔的名字。她没有什么丑闻和秘密可揭露。在大家看到的善良和热情之下，其实在她内心深处还有更多更多。”

其实我母亲从不写自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她不想打扰别人的隐私和生活。一旦她开始动笔，她将会毫不隐瞒地说出实情，而这样做很可能伤害不少人。这种负疚感是她所不能承受的。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她写过一些东西，也发言过，都非常的精彩。她没有把自己看的有多么了不起，从而便无意识地忽略了一些在生活中在她看起来普通、平常和不重要的方面。但是，就是在这份简单和平淡中，藏着生活的真谛。

很遗憾，我没有读过其它七本写我母亲的传记，除了由巴里·帕里斯撰写的那本的其中一部份。在我知道的有关内容中，我认为有两个小细节需要纠正澄清一下。虽然这两点都不是什么致命的问题，但是这证明了一些作者没有认真调查事实而是随意杜撰，然后更多的作者便偏听偏信以讹传讹。

有几位作者说我母亲生下来的时候叫做“艾达·凯瑟琳·赫本—鲁斯顿”（Edda Kathleen Hepburn-Ruston），不久后更名为奥黛丽。对一个作者来说，面对这样平淡无奇的材料而却又硬要编出点扣人心弦的故事，本来就已经是个艰巨的任务了，所以，他们陈列出的证据好像述说着她在早年时期做过一些不诚实的事情。

在我手中的出生证明上清楚地写道“奥黛丽·凯瑟琳·鲁斯顿”。二战后，他的父亲，约瑟夫·维克多·安东尼·鲁斯顿（Joseph Victor Anthony Ruston），找到了一些家族资料，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用了“赫本”这个名字。因此他对自己的名字进行了修改，同时，也就使母亲也不得不把“赫本”这个名字加进自己的名字中，以合乎法律规定。而Edda这个名字的由来却又是另一个故事了。我的祖母在战时将“奥黛丽”这个太过张扬她英国血统的名字临时改为“艾达”。因为对于当时居住在已被侵占的荷兰的他们来说，这个英国色彩可不是什么好事，这有可能因此引来德国人的注意，然后被囚禁或者驱逐出境。我祖母只是把她自己的名字——“Ella”中的双写l改成了双写d，“Edda”就这样产生了。当时的文件大部分都是手写的，我母亲必须在出门时携带我祖母的身份证明以蒙混过关。在l的下边加上两个半圆，就变成了两个d，再对出生日期进行一些修改——Edda生于1900年，我母亲生于1929年。这样，我们最后就这样得到了“艾达·万·赫米斯特拉”(Edda Van Heemstra)。不得不说，我的祖母是个很有策略的女性。“奥黛丽”这个名字，其实即使在英国也并不常见。而那时，任何不常见的名字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犹太人。因为那时候的当权者有意将任何“不常见不普通”的个人都个别对待。我觉得我祖母这个保护我母亲的决定是正确且明智的。

另一个更无足轻重的错误是在一本更早的传记中的叙述“1960年1月17日，她的儿子肖恩出生，这使她兴奋为此不已”。后来的传记作者们从此便沿用了这个错误的信息。一次，我的旅行代理人、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珍妮特非常高兴地认为我们可以在一起度过我的生日，却非常失望地被我告知这个信息的不准确。而我永远不会记错，是1960年7月17日这一天，我被这个伟大的女人赋予了生命——这是我终生的荣耀。

形容我的母亲，用“伟大”这个词，她当之无愧，我实在找不出其它的可以囊括我对她的骄傲和她对这个社会的所有贡献的词。

她一直坚持不写自传。但是考虑在晚年时为我和我的兄弟写一些关于家庭的东西——一份关于在我们出生以前所有的那些不平凡的人和事的纪录。但是由于忙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她一直没能抽出时间。

在1991年5月9日，艾文·纳拉，这位传奇的出版经纪人，最后一次给母亲写信，希望她能出版自传。比起引用这封信的部分内容，我更原意让大家看到全部。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亲密友情，看出他惊人的说服力。

亲爱的奥黛丽：

自从阿布拉罕·林肯入主白宫以来，我不记得还曾有谁像你一样赢得过人们如此程度的爱慕与关注。我之所以想起用这个比喻，是因为《纽约时报》的头条标题这样写道：“奥黛丽在林肯中心赢得喝彩”。然后，文章记述了现实中的伊丽莎·多利特（奥黛丽在《窈窕淑女》中出演的女主角的名字）如何最终得到了她应得的赞赏（当年因为《窈窕淑女》女主角的风波，奥戴丽在当年的电影奖项中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没有获得应有的荣誉）。“昨晚在林肯中心，电影界给予这位影视明星高度赞扬，并为这位传奇人物颁发了年度奖项”。

从那以后，你的名望扶摇直上。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名声没有任何成分是由那些专门为其主顾制造新闻从而引人注目的媒体团队的运作。你没有任何负责个人宣传的团队，比如媒体运作或是处理公共关系的团队——这方面，你是唯一的。只是展现了自己那积极的事业心和个人魅力，你就赢得了如此的喝彩——无论是在电影节上还是慈善活动中都是如此。

对我来讲，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心情，因为那些长期关注你的人们并不是外在浮华的崇拜者，他们喜爱的是你本人，这一点实在无可比拟。能赢得如此的赞赏，不仅因为你电影生涯的杰出表现，更因为你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展的人道主义行动表现出的高尚品格。

这一切真的不同寻常。作为你的朋友，我不禁为此深深感动而刻骨铭心，并在你赢得关注时也衷心为你感到喜悦。这不是什么新感受了，我以前告诉过你。我记得很清楚，那次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颁奖，人们流露出的对你的爱慕和关注——在林肯中心的一幕就好像那时的再现。甚至，当你只是一个去参加别人颁奖典礼的无辜旁观者，你都会不经意地偷走公众注目的聚光灯。对于那些爱慕你关注你的人来说，事情本应如此。

我想要写一些我必须要说的话，这样你就可以对出版自传的建议好好考虑一番，而不是毫不犹豫地拒绝。

首先，我要说，《名利场》刊登的那篇为你而做文章，就像往常其它篇一样，非常的出色。我问过我的好朋友蒂纳·布朗那期杂志销售量如何，她回答说，比任何一期卖得都好。人们被封面上那张无与伦比的面孔所吸引，除此之外，我也非常喜欢里面的那些照片。故事本身写的非常精彩，它几乎可以构成你新书的三分之一内容。当然，让你勉强自己把文章拖到一个过头的长度是很不公平的。

你的新书，在中心、目的和内容等方面和那篇文章相仿即可。我告诉过你很多次了，没有人要求你、希望你写出和那篇文章风格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你不需要刻意地改变什么。你不需要对别人加以评论，只要像那篇文章描写的那样，做一个真正的你自己就可以了——这本书没有任何理由不延续这种平实的风格。出版新书和免费让杂志刊登这篇文章的唯一区别，是你将获得的近300万的报酬。你可以自由支配它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捐赠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重要。新书的出版，对你百利而无一害。

我曾经读过其它几本别人为你写的传记，他们几乎是千篇一律地堆砌赞美的词藻。哦，对了，有个方法可以不需要全部采用你自己的讲述和描写就可以完成新书，那就是我们对别人进行采访。他们将会形容对你的印象和对于你身为一位演员、母亲、慈善家以及演艺圈的榜样等不同角色的看法。你在很多领域的表现都是那么的出色——这些都可以让别人来评述，这样你就可以避免以第一人称的身份来说一些你不愿意说的话。让别人说就可以了。用这个方法，你就可以避免尴尬了。但是，你的故事是在被别人评说，是以别人的视角被叙述别人的想法，而不是你自己的。在《名利场》刊登的那篇文章也是一样，不过那位作者的实在是十分高明，他成功地抓住了你的特质。

你也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来描述你看到的、感受到的生活。从内容的构成来讲，这本书将会比其它传记有更多的你关注的各个方面的评述——比如你喜爱的演员或是导演的，他们对你个人的评述。换句话来说，这是一本有些哲学味道的书，而不是一般单纯的自传。

希望这本书能够包括你在生活中各个不同方面的想法，你想说多少就说多少。而且，你不需要为这本书与任何人见面，也不需要进行什么承诺或是提前披露你要讲的内容。如果你觉得可以，整本书可以以《名利场》上刊登的那篇文章为雏形，同样的内容和一些更加深入地细节，再签上“奥戴丽·赫本”这个名字。整个过程最多不会超过六个月，你也不需要一直为此工作，间断地完成就行了。我们会给你找一个你喜欢的作家，也许为《名利场》写那篇文章的人就是个好的选择。出版新书其实很容易的，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困难。这本书将会拥有它主人那样的魅力。

不再赘言。亲爱的，好好考虑一下吧。

爱你和罗伯特

你的艾文·纳拉

1991年5月9日

一本关于“哲学”的书！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我想写的内容。尤其是在最近的这几年，有人经常问我这本书到底写了些什么，我总是回答说：“我母亲晚年的生活，我们之间的一些谈话。这些回忆就像是一把钥匙，能为我们开启她信念与坚持的大门。”

既然她没有开始写那本打算中的关于她的家庭、她的生活和她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经历的书的机会，自然，她也就没拿到那三百万美元的稿费。我肯定，她如果有这个机会，她一定会把这些钱的一部分、甚至是全部捐给慈善机构。我也已经把这本小书的全部稿费捐给了奥黛丽·赫本儿童基金会。

再写动笔之前，我曾经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因为刚才我在前文中提到的那些原因，一直不写自传，那么是否我也应该那么做呢？那毕竟是她的生活，她的隐私。我并不想过多地牵扯到别人，或者是编故事给大家。首先，她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即使有，她也没有告诉过我们。我只是想写她，一个真实的她。真实的她，正如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一样，感情丰富的，勇敢坚强的，纤细脆弱的，天真浪漫的。并且，这几个形容词的真实性也在一直被人们肯定着。

所以，相比一本无休止谈论他人的书，我更愿意写一本别人如何谈论她的书。

这本书可能对那些热衷于花边新闻的人们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一定会感动那些像她一样为了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的人们。

这本书将是对一个善良灵魂心灵深处的探索旅程，以及一个与世界上最好的母亲兼朋友相处了33年的儿子的充满爱意的回忆。你在屏幕上看到的、感到的有关她的一切，并不只是那些优秀的编剧、导演、制片人和摄影师们打造包装出来的电影角色，同时也是这个直到现在还倍受世界影迷爱戴的传奇人物的真实形象。

比利·威尔德，一位出色的导演，同时也是我母亲的好友，他的描述最耐人寻味：她带着脸颊上上帝的亲吻来到了这个世界。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8-25 22:01
恩^第一次的比较短

过两天接着…………目录上写了预定的日期

谢谢大家支持

作者: 独孤小嘉 时间: 2006-8-26 12:26
嗽叭的确失踪了好长时间啊，上学很忙吗
一年没见翻译水平大涨，都成高手了，偶像的力量果然是无敌的哈哈
对了你在99上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写的关于魔戒的文章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8-26 13:06
抱住！！！！！！！！！！！姐姐我想死你了！！

呵呵，其实这一年都看日语了……英语实在是……泪下……我们学校是变态！每天我们7点一刻起床一点多才睡……吃饭也背背单词，洗澡也背背课文……学校的工作无数，各种大小比赛，然后是麻烦的人际交往……崩溃了忙得……

姐姐果然埋伏在99上！关于LOTR的那个哦~姐姐记得两年前的那篇周边商品么，我做了第二期，不同的是质量大有提高啦~到时候，姐姐要第一个给我捧场去哦！

亲~ 往死里亲啊~~HOHO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8-26 13:40
第一章感情的缺失

“如果我要是写自传的话”，我母亲有一次告诉我，“我就会这样开头：1929年5月4日，我出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几周之后，死了。”

当六周大的Baby奥黛丽染上了严重的百日咳之后，她的母亲，埃拉·凡·赫姆斯特拉，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没有带她去看医生，而是为她祈祷。不幸的是，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终于，由于一阵剧烈的咳喘，Baby奥黛丽停止了呼吸。

就像所有喜欢把故事听过一遍又一遍的孩子一样，她也总是缠着母亲把自己当时“死掉”的情况讲个没完：她的小脸是怎么样慢慢变蓝的，Ella又是怎么拍着她的小屁股使她“死而复生”的……这真是展示虔诚的力量的一个好例子：本该由现代医学处理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Ella这种不让奥黛丽接受常规治疗的做法的确有点不负责任，但不管怎么样，“小小的拍打”和“大大的虔诚”把她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

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教育方式下长大，，这使她从不放太多注意力在自己身上。除了这次“小事故”，我母亲认为她的人生里就没有什么曲折和惊心动魄的了，这种平淡和平凡实在没什么值得写的。就好像她母亲的呵斥“你！根本没什么了不起！”——这也是她自己的观点。

所以，她努力地工作，努力地做一个好母亲，并且努力在各个方面做到最好。

每几年，就会有人向她提出一个比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建议。大多时候是经纪人艾文·纳拉，就是你在前几页刚刚读到的，请她考虑写本自传，并且答应她让完全地自由发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他建议她做的一个关于她的电影和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电视访谈，在这个节目中她可以谈谈她的生活、工作和感受。有关她童年时代，或者加入联合国?童基金会工作的动机等方面的问题总会把她带入二战年代的回忆。她亲眼见到的朋友和家人所经历的痛苦与艰辛，失去我们认为理所应当得到的一切——和平，自由和民主。她告诉我们，在断粮的日子里，她的兄弟吃的是狗饼干，还有人吃的是郁金香球茎；面包是绿色的，因为唯一可以做成“面粉”的材料只有豌豆。有时，她不得不整天躺在床上看书，以分散注意力而不让饥饿感有机可乘??/FONT>

她清楚地记得当德国军队攻入荷兰阿纳姆时，作为孩童的所感到的那种恐惧。二战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是在阿纳姆度过的，但由于那里食物短缺十分严重，他们不得不搬去了她祖父位于郊区的家。

她的祖父曾经是阿纳姆的市长。虽然这一点在当时来讲，说优势不如说是劣势，但他们仍是认为在狂轰滥炸开始之后，这里是个比阿纳姆市内安全得多的地方。这样一来，他们离农村的距离就又近了一步。邻居的农家有些为数不多作物和整天吱吱叫的家畜，在本来口粮缺乏的情况下，他们还得把一部分运往城市。她记得那些富人们把他们最昂贵的物品用来换食物。后来，那些落井下石，趁人之危的被叫作奸商，但在那时，一条珍珠项链再华美珍贵，也不能当食物喂饱任何人。

虽然他们在那段时间里从没见过面，罗伯特·沃尔斯德（Robert Wolders），这位与她共度人生中最后12年的荷兰男性，也在二战的后期住在A附近的郊区。他们共同分享那时的一些趣事：有一个农夫，他通过“宝贝换食品协议”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他甚至建了一个地下室来储存这些珍贵的艺术品和古董。当解放之后，他就去收回他的宝贝们，但却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被水淹了，无可救药了。

对我母亲而言，这次解放也是她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第一次接触。“战时我一直在荷兰，经历了德国的占领和食物的短缺”，她说，“最后一个冬天的情况最糟糕。那时，食物本来就极度缺乏，仅有的一点也必须送往军队。饿死和营养不良当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那是我的营养不良相当的严重。在战争结束后，一个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前身，立刻与红十字会源源不断地给人们带来食物、药品和衣服，给人们以宽慰。当地的所有学校都临时成了战后救助中心。我和其它孩子一样成了他们的受益者。联合国儿童基机会的影响贯穿了我的一生。”

荷兰是全欧洲被占领时间最长的国家之——被侵略的早，被解放的晚。最后几场解放荷兰的战役中，有一场就是发生在阿纳姆的，并且以后的《遥远的桥》便以此为原形。许多年后，我母亲出演《盲女惊魂记》时（我父亲任制片人，讲的是一个盲女和歹徒周旋的故事），此电影的导演，以拍摄了早期邦德系列而著名的泰伦斯·杨，发现她在二战时期住在阿纳姆。作为战时英军的一位坦克司令官，他对二十多年前那次毁掉了阿纳姆大部分城市和周边地区的炮击负有一定的责任。

我母亲和杨的这个联系使他们之间的友情长久了一生，并由此衍生出了不少笑话。杨经常开玩笑地说：“如果我当时下令再向左瞄准一点，现在，我这份与你搭档的工作就要没了！”但其实在我母亲的心里，她还是非常喜欢那炮火连天的那几个日子，因为它们给她带来了自由，带来了无畏——这是当她每次站在一旁等待高唱着代表他们胜利与荣誉的军歌的纳粹军队和随之而来的纳粹党卫军列队而过时的感受。

我经常会被问一些相同的关于二战时情况的问题，比如“奥黛丽·赫本是否真正参与了反抗？”“她的父亲真的是个法西斯主义者么？”。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母亲会以她一如既往的、对自己轻描淡的方式来回答，是的。其实就和其它人一样，还是孩子的她做了力所能及的所有事情来帮助反抗。她曾经在把秘密信息藏在鞋子里帮助传递，因为小孩子不容易被怀疑，士兵们很少留下他们进行检察。我记得她曾经说过，她见过很多犹太家庭被赶上火车，而一个红衣小女孩消失在牲口车车门的门缝里的那一幕使她终生难忘。多年以后，在我观看斯皮尔伯格那细腻感人的二战影片《辛德勒的名单》的时候，我一下子想起了她讲过的那个故事。《辛德勒名单》是黑白片，但是在开场的几个镜头里却有一个穿红衣的小女孩——电影里唯一的颜色。

关于第二个问题，她也会回答，是的，他的父亲确实是个法西斯主义者，而且她的母亲也是。但那是二战之前的事情了。法西斯主义能够迅速得到支持并掌握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它被认为这是一种新诞生的政府形式，它比当时软弱无能的魏玛政府更能赢得民心。这些叛逆地重新解释了这些运动的思想家的直觉和洞察力可以得到肯定，虽然我们对这些运动的结果持否定态度。战争刚刚开始，我外祖父就搬去了英国，在那里他被拘禁在一栋房子里；然后被送去了爱尔兰，但是没有去德国。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和我外祖母二人都没有参加过战争或大规模的破坏活动。他们也许是支持法西斯的一些观点并属于某些组织，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或者支持过这类的行动。我外祖父写过一本关于塞尔特的书，其中认为他们是最先的法西斯思想的创造者。我曾试着读过，但它在我脑中没留下什么印象。

这些理由已经足够让我母亲因她父母的政治和社会观点而对他们产生怨恨的了。因此，她才拒绝了家族的所有贵族头衔，并且选择和我外祖母葬在一起。所以他们搬到了她外祖父那里住。我没见过我的曾外祖父，他去世于我出生之前三年。我母亲很少提起她自己的过去，但是每当她提到她外祖父的时候，我能感到那个形象在她心中的地位：一个她倾注了深深感情的男性角色，一种对父爱在生命中缺失的补偿。即使在经历了二十年这种感情上的缺失和空白之后，当她再次见到她父亲的时候，他仍无法表达自己对女儿深深的爱意和赞赏。

是我的父亲，Mel Ferrer，通过红十字会找到了我母亲的父亲。我父母经常在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所以我父亲感到，这在她的生命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未解之结。终于，由红十字会的消息得知，他还活着，并且住在爱尔兰。我父亲清清楚楚地记着打电话时的情景：我外祖父一接电话，就立刻明白了我父亲的身份。他一直通过报纸关注着女儿的事业和生活。我父亲解释道，他认为一次见面也许能帮助解决他们父女二人之间的问题，他认真地听着，二人无语很久。安东尼·约瑟夫·维克多·鲁斯顿（Anthony Josepy Hepburn-Ruston）回答道他将很愿意再见奥黛丽一面，并且约定好了时间地点：都柏林的Shelbourne酒店大厅。我父母从结婚后一直住在瑞士，他们从Lucerne 起飞，达到后开车到酒店，然后登记入住。和约定的一样，电话铃响起，时间恰好在午餐前。

在此之前，我母亲最后一次见到她父亲是在二战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她正在英国的一个小农场里过暑假。宣战的那天，他冲回来然后急匆匆地把她送到一个小飞机场。于是她坐着英国那时最后的几次航班离开了。她记得那架飞机是桔黄色的，荷兰的象征色。而她的目的地正是荷兰，它作为一个中立国家而被认为相对安全。但不幸的是，仅在三天之后，德国军队就在众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占领了这个国家。而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的那一回首，结晶般地封存了奥黛丽对那已经远去的父亲的最后回忆，沉淀在心底，挥之不去。

所以，我父母下了楼。一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苍老但绅士风度不减的老人，身着发旧的苏格兰粗尼西服，站在大厅里。我母亲愣住了好几秒才有所反应。老人也僵在那里，不能抬脚走一步，不能抬起任何一条手臂，更不用说给她一个拥抱。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强烈的感情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只是不知所措了——正如他这大半生的状态。

这个她整个童年都在日思夜想的人，在现实中却是个感情不健全的病人。所以，她走上前去抱住了他，正如她自己预料的那样。本能地，她在那短暂的一刻选择了原谅，她需要的不是父亲的道歉。这场团聚没有喜极而泣的眼泪——知道这会使他感到很不舒服，所以她忍住了。接下来的午饭和晚饭时间，都被愉快的气氛充实着。我父亲借口逛古玩店，留出时间让父女俩单独相处。

当我父亲回来的时候，发现我母亲正在大厅里等他。他们的谈话已经结束，我的外祖父已经走了。她只说了一句：“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已经没有什么要说或是要做的了。在回家的路上，她谢了我父亲，说这次旅行不知怎么地真的解开了她的心结。她再也不需要见她父亲了，她补充了一句。她母亲在整个二战期间都在倾吐对他的怨恨——他的失踪，他对家里的不管不顾。因此，她必须要亲眼看到他，解开那个结，但当她真的这么做了的时候，确实，心结已了，一切就都可以结束了。

我认为，我母亲事后并没有痛快地大哭一场。也许，她把它们留给了某部电影的眼泪戏份吧。

尽管如此，她一直在她父亲有生之年给于经济上的支持，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她一直很有原则：做自己该做的事，不要让坏心情影响自己的行为。

多年之后，就是在我母亲和罗伯特认识不久后，传来了我外祖父病危的消息。在那次都柏林的相见后，他们只又见过一次面。那时他来拉佩斯堡，我们在瑞士的家，住上一两天。我想那可能是因为我母亲很想让他看看我和我们的家。我对他的印象所剩不多：一个严肃，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让人印象深刻的人。

所以她第二次去了都柏林，这次是和罗伯特一起。她知道，她父亲病情恶化的速度很快，因此他们花了大部分时间陪他在房间里。但是，他仍不能明白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谈了谈自己的马——虽然在那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在我母亲的传记中，他常被描写成一位银行家，但遗憾的是，他从来没有过什么真正的事业。他实在是一个喜欢玩玩闹闹的人，并且还是个行家：一个出色的马夫和滑翔机驾驶员，懂得13国语言，对人类学的很多学科都有研究，并且很有创作的热情。在仍无法和女儿沟通的情况下，他告诉了罗伯特她对自己是多么的重要，他对自己未尽到父亲的责任是多么的后悔，他为她是多么地骄傲。

我母亲和罗伯特离开的几天后，他父亲就去世了。这一次，她永远不再回头了。她没有六下来等待参加葬礼，因为他们当时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多久，而且她也不想因媒体的关注把这件事弄得太复杂。就众人所知的奥黛丽·赫本而言，“她”的父亲在很久以前就去世了，早就举行过了葬礼。很大程度上，我母亲的婚姻——第一次与我父亲，梅尔·费雷，第二次与卢卡的父亲，安德烈·多蒂，可以说是同一种动力的延续。这两个人都因自己强势又聪慧的母亲而在心中留下伤疤，因为他们的背景，学历和当时的社会准则，没能和他们的孩子有太深的感情交流。“感情的缺失，不是物质可以弥补的”，这是我母亲她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那些年里，经常用来形容那些孩子的。总之，我父亲和多蒂算是同类人。亲身经历过同样遭遇她，有一种本能的渴望去和她的丈夫分担，并帮助他们治愈这心灵上的创伤。当她发现自己不能帮助他们完成心灵补完的时候，她一定非常非常的失望。我们都在探寻不同的路去适应生活：就好像生活在阴暗处的树木，主干和枝杈弯曲成各种角度以接近阳光。来自她童年心灵深处的对拥抱的渴望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她从来不能理解其它人对待感情的不同态度。但是她与生俱来的浪漫本性使得她这种对补偿的渴望永不熄灭。她希望它的到来自然无雕琢，就好像收到的鲜花，是别人的赠与而不是自己的要求。

我认为，与父母建筑起的第一层关系——爱与信任，无论它构建的成功与否，都决定了我们人生的基调和色彩。那份与我们父母分享或是不分享的信任，很可能影响到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对爱的选择。如果这第一层关系构建失败，我们就会因这感情的缺失而煎熬一生，并以责怪他人未履行他们的爱与信任作为结束——但毕竟，那不是旁人能够完成的补偿。如果父母在我们生命中缺失，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彻底解决由此所带来的问题？她对这个话题太过熟悉了：我们应如何治愈这个一直亏欠孩子们感情的世界？没有人教过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感受，如何认识那些有可能中伤我们真正感情的问题；相反地，我们选择那些已有的工具用以解决。我们学会了如何灵巧地躲避这个话题，把心灵的痛苦归咎于他人以保护自己。

其实，两桩婚姻都有很多很多甜蜜的时光。

虽然我那时太小，记不住我父母在一起的情形，但是我知道很多浪漫的情节——朦胧的烛光，轻柔的音乐。对母亲来说，父亲就好像是希腊神话中的皮革马里翁，一位善于雕刻得国王，最后爱上了自己雕刻出的一位少女。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虽然他的头脑聪明并且心地善良，但他的性格却过于敏感而不好相处。但除此之外，他无可挑剔的品味对母亲事业上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知道他们彼此感到的深深的爱意，我知道当他们那以爱情和欢乐交织成的梦想破碎时，他们所经历的巨大痛苦。“爱是行动”，她后来说，“它不只是言语——其实它从来都不是”。的确如此。“爱的能力，我们与生俱来”，她还说过，“但你要不断地发展它，就好像我们的肌肉一样。”这些是对这两次婚姻的失望积累而成的结论，并渗透着她与罗伯特的新关系所带来的希望。这希望，成为她的动力，使她能够面对帮助那些世界上不幸儿童的艰巨任务。即使，她不能够治愈那些已经留下伤疤的成年人，也许，她还能帮助这些尚未为时已晚的孩子们。

我还记得她和安德烈在一起时，我们在罗马的那些快乐日子：午时家里的餐桌上，无论什么话题都是轻松愉快的。我将那段日子视为珍宝，不仅因为安德烈是个很好的继父，更因为我们是个真正快乐的家庭。她和我父亲的关系结束后，二人联系次数屈指可数，而也许这次，她对婚姻的失望并不像上次那么强烈——我母亲和安德烈在离婚后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第一次梦碎留下的伤痕最重。她非常希望保持和安德烈的友谊，这样二人便可以继续一同抚养卢卡。

不管怎样，爱无对错。唯一让人悲伤的，是两个灵魂无法融合。由她父亲所造成的，留在她心中的那咆哮着的爱的空洞，应对这两次婚姻的失败负一定责任。它唯一的价值就在于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这就有点像是西西弗斯，日复一日地推动着巨石接近山顶。如果你不明白这其中的规则，无论你多么努力，最后几步的困难永远无法克服。但恰好是这份向往，这份渴望被爱的真诚，让她很多时候都生活在自己营造出的那男女都希望拥有的完美爱情的无力幻想中。

我母亲对她丈夫的爱是毫无保留的，她将自己的婚姻保持到尽可能的长度。她没有做的，是在她需要的时候大声说出来让大家知道，是划清家庭成员的关系之间应有的界限。受够了一个专制母亲的她，渴求的是一个充满着关心和爱意的世界，但是，她却选择了两个不得不还在学着处理自己感情问题的男人——就像她晚年为之奋斗的孩子们那样，由于家庭不幸，他们婚恋等方面的成长危机并没有很好的克服（参考心理学荣格的成长危机理论）。她对感情的信念很简单：如果你倾尽全部心力去爱一个人、照顾一个人，那么他/她的回报会是同样的。而当我们发现现实其实本不如此的时候，真的好失望。

我记得我兄弟卢卡告诉给我的，他和我们的母亲一起去参加她一个好朋友的葬礼的情形。当时十四岁的卢卡，被母亲要求做了其中一个抬棺人。在大家散去后，她试着表达自己的感觉，以解释死亡。卢卡看着她，抱着她，告诉她自己已经明白了。她那么激动，是因为她的好友死于癌症，这个与她共同度时光的人永远离开了；她那么激动，是因为对年迈的恐惧——并非出于时间在脸上留下的痕迹，而是出于对生活的大彻大悟而带来的绝望。

但她在生活中是个坚强的人：很有自己的主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像别人形容的那样——内柔外钢。她生命中的最后十二年，是同罗伯特·沃尔德一起度过的。他们有很多的共同点，虽然二人之间并不是毫无矛盾，但那一同经历的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日子足以使他们相守到生命的尽头。

所以，艾文·纳拉鼓励我母亲写下她的故事，就像她在那些采访中那样的叙述方式即可。但作为一个热切的读者，她对好文章的尊重和崇拜使她非常担心自己写出来的是些肤浅无意义的小品文。每次我们在午饭时间讨论她新的自传建议时，她都会说，一旦大家认识到她生活的平淡无奇，编辑们就会坚持让她加上点“关于某人的某事”来增加“趣味”。所以，她绝不会写什么自传。她希望我们的私生活能够得到尊重；一旦条件允许，她就从聚光灯下的好莱坞搬到了瑞士，在那儿，她可以享受一份简单的生活，像普通人那样被看待。瑞士是个六百多年来都没有过战争的中立国家，这对饱受战争摧残的她来说，意味非凡。当然，在得知战时瑞士政府大量冻结犹太人财产，在得知一些瑞士公司仍为法西斯制造特殊钢材，还有瑞士政府拒千百犹太人于边境之外——虽明知他们返乡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之后，母亲对瑞士的感情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这就是为了维护所谓的“中立”而付出的代价！可见，真正的中立，其实并不存在。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8-26 13:43
标题: 小时候的一些画

作者: 独孤小嘉 时间: 2006-8-27 11:46
喇叭的学校是北京外语大学吗——我记不清了，年纪大了记性好了记错了概不负责嘿嘿
那个学校居然如此BT晕啊，第二年应该要好点了吧。
怎么想起来学日语
好长的一篇文章，我会耐心地等待结束的
我在99上只是游客，连注册都没哈，只不过有时会从那里偷点东西出来罢了，喇叭看到了就当没看到啊哈哈

作者: 小桥流水 时间: 2006-8-27 16:44
绝对是精品!!!!!
喇叭JJ,果然好久不见了

作者: yanghl0419 时间: 2006-8-28 11:38
喇叭你也太强悍了叭~~~~~~
传说中的~~~悍妇~~！？？？？？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9-1 23:44
TO 嘉J
姐姐的确是记错了啊……不是北外……哈哈~第二年更忙哦~学日语，是因为高考失手……可怜的是本人学校分数线比较吓人……要不然北外的系就任我挑了

TO 小桥
MM好久不见~多谢支持哦~改天一起灌水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9-1 23:53
标题: 第二章我记得……

我记得，当我打开放者她衣服的旧箱子时，那再熟悉不过的淡淡香气，现在有时仍环绕在我身边。我记得，她温柔的手和那些有力的拥抱，告诉招我们她爱的多么深沉。

我记得，她那赤裸的脚，她长长的头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经常在她上妆时轻轻地抚摸。每次，在她离家去参加鸡尾酒会或是晚宴之前，她总是说，“噢，真希望我能呆在家里和你一起吃晚饭”。

我记得，那些漂亮的晚礼服：一直不变的纪樊希，罗马的瓦伦蒂诺……冬天的翻领厚呢短大衣，七十年代的方头靴，夏季的棉织长裤和休闲上衣，还有那清晨的芭蕾舞练功鞋和长睡衣。

我记得，那些被考试拥挤招的我上学的日子，她总是比我还紧张和不安。她会在我睡觉之前和起床之后各测试我一次，即便是昏昏欲睡的醒来，也乐此不疲。

我记得，她对自己优异成绩的得意，她对那些“不是那么好的”人们的支持和鼓励。

我记得，我们周末的睡过头，原因是我们经常在熄灯之后聊天，直到其中一个入睡。我们会聊聊最近的感受、计划，遇上的人和事。那样，在一片黑暗中另有一番味道，好像两个灵魂在交流。

我记得，我记得所有的所有，那感情，那感觉。那便是我母亲的世界：感情和感觉，二者从不平静。有人曾经说过，感情是我们行为的原因，感觉是我们反应的原因。感情更深厚，它们有更为健全的根系。她对我们都有着感情，但她从不能释放自己的感觉并在内心为它们找到宁静之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真的惧怕很多东西。她父亲的不辞而别是一个永不能愈合的伤口，以至于，她从不相信，真爱能够永恒。

我经常能看见她，在厨房里准备招美味的食物。她真的很努力，任何方面都是，去感受幸福，去追求快乐，去爱与被爱。

有些问题是我经常被问到的，比如“她真的那么瘦么？”“她是怎么做到的？”“她保持清瘦的秘诀是什么？”嗯，其实，她的确有秘诀：二战时期忍饥挨饿，但是同时一直坚持不懈地学习芭蕾。她的饮食习惯很简单，食粮一般。她非常喜欢意大利面食，几乎每天一次，但她不在其中加入太多的高蛋白的东西。那个年代，我们还不知道什么食物搭配，所以，她没有刻意选择材料，全随口味而已。她喜欢吃面和色拉，但每次只吃一份。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少吃肉，但她不是素食者。她因为人道主义而不吃小牛肉，但吃一定量的牛肉，鸡肉和鱼肉。她的厨艺精湛，并对食物的颜色搭配很重视，她说：“面对一堆白的乎乎的东西你们一定没有胃口，而且我想那样的食物对你们的身体也没什么好处”。就这样，她设计出了一份健康的饮食：漂亮的颜色搭配，多变的小花样，以至于我们每次都吃干抹净。

还有，她每天都会走一段路。在罗马，没有什么停车的地方，交通状况也十分可怕，所以她到什么地方都是步行者去。在瑞士，她晚饭后总是带招小狗在屋后的葡萄园里散步。

可以说，西红柿汁意大利面是我母亲的最爱。她每天吃一次意大利面食，每周至少吃一次西红柿汁意大利面。以下是我母亲很喜欢的波罗尼亚意大利面的菜谱，但这不能算是她的秘方，它是众多经典做法中的一种。我母亲的这种做法比传统方法（将大蒜和洋葱煎熟，与香叶一起放入不粘锅内，纯正橄榄油少许，加入西红柿汁，同时准备好热水）费时长一点，但是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并且程序上更简单。一旦准备工作完成，烹饪过程不需要花太多精力。

把一小头洋葱、两头大蒜、两根西芹和两根胡萝卜去皮、切丁，放在锅里备用。加入两大罐意大利西红柿酱，或者用提前剥好的罗马西红柿代替亦可，同时加入半把新鲜的罗勒业，洗净，留下所有部分。原生橄榄油（注：国际橄榄油协会将橄榄油分为两大类——原生橄榄油[Virgin Olive Oil]和精炼橄榄油[Lampante Olive Oil 或Refined Olive Oil]）油少许，小火45分钟。关火后，等待15分钟。将一盒意大利面条煮熟，注意不要煮的过熟，面条要有弹性和嚼劲，在其上放上雷吉纳地区产的干奶酪和刚才剩下的半把罗勒叶（应事先洗好，用剪刀剪碎放入杯中以防止破碎和氧化变黑）。

这道菜看起来酱汁太多了点，但这正是我母亲喜欢的——看起来像汤面的意大利面。剩下的酱汁可以为那些错过了这次美味的傻瓜们在煎锅里保留到下一天。

母亲教过我们，意大利菜最重要的在于配料。所有的材料口可以在短时间内准备好，不像那些为豪门贵族量身定做的法国菜，用极其繁杂的烹饪技术和多种调味来掩盖食物本身的不新鲜。而意大利菜，是由农民创造的。把意大利菜单纯地看作浇上西红柿汁和奶酪的食物并不公平，事实上，它可以算是世界上最丰富和最富于变化的菜式。在一些地区，一种有特色的菜在方圆20里之内至少不到的。

上面的菜谱是完全传统的，而母亲有她经典意大利香蒜沙司自己的做法。原料是罗勒叶，纯橄榄油，大蒜，松仁和干奶酪。我母亲的这种做法，使得菜的口味更清淡，更有水分，酱汁丰富。

一磅或450克的一盒意大利面食的分量：开始时将意大利芹菜和罗勒叶（只留下叶的部分，不要茎部）各一把，洗净，一起放入搅拌器内打碎。然后放入一头大蒜（可根据个人口味适量）。加入一杯低脂牛奶，适量的你能找到的最好品质的超级原生橄榄油（注：原生橄榄油分为三个级别——超级原生橄榄油[Extra Vrigin]，优质原生橄榄油[Fine Virgin]和普通原生橄榄油[Ordinary Virgin]），还有一块鳄梨大小的干奶酪，使其熔化。最后加入更多的牛奶以保证酱汁的浓度适中。

为了使其更加完美，母亲经常在饭后加上一份色拉。她最爱的调味酱，是和她最好的朋友康妮一起“研制成功”的：

90%的发酵葡萄米醋，10%的超级原生橄榄油，点缀以适量低钠酱油和新鲜胡椒。

我母亲不吃零食，但她喜欢吃很甜的甜点。她非常喜欢浇枫树糖浆的香草味冰激凌。因为常年早起和长时间的拍摄工作，她养成了午睡的习惯，每天她醒来后，都会吃上一块巧克力——整整一大块！她说巧克力能够驱散忧伤。

这里还有一个小秘密：我母亲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瘦。她过去常形容自己的外形具有“欺骗性”。她的上身，尤其是胸部和腰部，比常人要消瘦。她出生不久后的百日咳和二战期间的营养不良导致了她年轻时候患上了哮喘，因此她的肺一直都不好。而且，她有吸烟的习惯——就像当时大部分舞者和其它人那样，她曾被告知她有患有早期肺气肿的现象。她受到的芭蕾训练也对她的体形塑造起了重要的影响。虽然她上身很瘦，但是四肢很有力，这样，母亲的体形整体很匀称。

如果你想有个好身材，其实很简单：在战争环境下长大，早年经历一次饥荒，每天锻炼，以后每天吃适量的食物，心情保持愉快。其实，我说这些想表达的真正意思是，如果我们不给孩子们吃太多的脂肪和糖类，他们便能再以后的生活中过得更轻松一些。这也是我母亲经常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时，为什么非常提倡母乳喂养的原因之一，奶粉等奶制品含有太多的脂肪和糖类了。

我母亲一直以来的梦想，是成为一位首席芭蕾舞演员。她从很小的年纪开始学习，并在二战中也未间断训练。当战争结束后，她回到伦敦，继续同当时最著名的芭蕾舞教师之一玛丽·兰伯特学习芭蕾，这位老师也曾经和尼金斯基（注：Nijinsky Vaslav，1889～1950，波兰血统的传奇俄国芭蕾演员和编导；1914年他自组芭蕾舞团在伦敦演出）合作过。一天，她请玛丽坐下来，然后问道，如果她继续训练以提高技巧，她是否有机会成为一名首席芭蕾舞演员。玛丽非常亲切地回答道，她是自己最出色的学生之一，但她如果选择做次席会更好一些：工作会更稳定，只要她愿意，她就可以在自己的学校教芭蕾，生活会很不错。

“但是我的梦想呢？”几乎要崩溃的小奥戴丽勉强挤出这几个字。无论她多么努力的训练，她最重要的黄金塑造时期已经过了，无可挽回。战争对她影响太大，严重的营养不良妨害了她正常的肌肉发育。除此之外，她的身高不适合双人舞，那时候的男芭蕾舞演员比现在要矮的多，没人能有足够力量完成托举动作。

母亲确实和那些在战争期间维持着正常生活和训练的女孩们竞争。战争，夺走了她的梦想。她记得那天回到自己的房间，满脑子只有“想死”这个念头。这个很多年以来一直支持她活下去的梦想，突然间，就这么消失了。

我母亲没有再问其它人的意见。一旦她决定了信任谁，她就会听从他们的劝告。她很爱勃兰特夫人，她们是终生的挚友。但是现在，梦醒了，她却要继续生活并想法子讨生计。如果不做芭蕾这一行，如果她不能成为最好的芭蕾舞演员，那么她就要成为其它领域中最好的。母亲需要尽快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因此她做了一些模特的工作，参加了一些演出。于是，历史由此开始。

母亲将她获得的演艺事业的“发现”机遇归功于著名法国作家克莱特。对于所有演员来说，“发现”就是某一天某人带给你机会，让你展现自己的才华的那一时刻。在此之前，母亲只在几部英国电影中扮演一些小角色，比如《熏衣草山的暴徒》（The Lavender Hill Mob）和《双姝艳》（The Secret People）。然后，那部轻喜剧音乐剧的前身，同名电影《蒙特卡罗宝贝》带来了转机。当时他们一行人在法国南部进行拍摄，住在同一家酒店的克莱特在他们拍摄的沙滩上，注意到了这个正在为自己处于萌芽阶段的演艺事业而奋斗的漂泊者的女孩。正在准备制作自己的舞台剧《琪琪》（Gigi）的克莱特，忍不住大叫：“我找到琪琪了！”

克莱特是个天才，这不仅表现在她写作的才华和思想，还有她对我母亲以后生活的不可思议的准确预测。

有人经常问我最喜欢的母亲的哪一部电影。怀有很强的个人感情色彩的回答——《滑稽面孔/甜姐儿》（Funny face），那部母亲同弗雷德·阿斯泰尔有着精彩演出的音乐剧电影。每次，看到她在离开舞台多年后又一次在舞蹈中飞翔，一种快乐与幸福都会将我淹没。在这部电影里，她演出的是在巴黎一家“存在主义者俱乐部”里的一段现代舞的独舞，她做的真得很棒。她得以展开封陈已久她的翅膀，乘着舞蹈的旋风扶摇直上。

以下是弗雷德与母亲一起拍摄《滑稽面孔》时的一些看法，摘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记录收藏的《弗雷德·阿斯泰尔的回忆录》的30到33页。

我喜欢这部电影，更喜欢奥黛丽。天！她是少数几个你能够踫到或一起工作的可爱人儿。工作中总是发生让人开心的事情，很多很多。她告诉我自己曾经是个舞蹈演员，但在此之前已经很久没有跳过了，她特地询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起出演这部影片。要不是这样，我恐怕永远都不会演这部电影了。你知道，这个角色原本不是给我安排的，我不会被邀请，他们也不会邀请我。他们找到奥黛丽，但是她说：“好啊，如果你们找弗雷德·阿斯泰尔和我一起演出。”这实在是你能得到的最高的赞美！那时候，我正打算闲下来一段时间，但当我听到她指名要我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有一个词“上帝！”，我真的希望能够出演这部电影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应该在伦敦拍摄，还是去别的地方。住在伦敦的制片人罗杰倾向伦敦，但她似乎更喜欢别的地方，我无所谓，随着她的决定。最后我们在派拉蒙的摄影基地完成了拍摄。

我说：“噢，宝贝，在哪里拍摄有你选择，我听你的。”于是，我们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时光。有一部分是在巴黎拍摄的。那是我关于这部电影的一段非常愉快的回忆。

成功逃脱！——这是她一句很有名的台词。

我们一直满心期待招那段舞蹈的拍摄，配乐好像是歌词是“他爱，她爱” 的那首歌。拍摄地在巴黎郊外一片美丽的草地上。但是由于不停的下雨，害得我们两个星期都没法工作。望招越来越泥泞的地面，最终我们不得不决定尽快拍摄，期望招能够雨过天晴。

第二天，居然真的迎来了一个好天气。但是地面已经泥泞不堪，难以工作。

然后小奥黛丽，她说：“和弗雷德·阿斯泰尔共舞，我等了20年，但是你看看现在我得到的是什么？泥巴！”这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妙语。她实在很棒——她太可爱了！

我们找到了些比较干爽的地方然后放上一些大功率的照明灯来加速地面水分的蒸发，勉强准备就绪开始拍摄，因为所剩时间不多了。我们等了那么长时间去做这些必须要完成的是事情。其中之一是一场外景拍摄的时装秀，当时我们拍招一半雨又开始下了，导演斯坦利·多南说：“拍下来！拍下来！”我找了件雨衣穿上，但是奥黛丽当时正在舞台上扮演一名模特，所以她只是站在那里，任雨水打湿她的衣服。那时的情景我们用在了电影里，效果非常的好。

她真的很棒。

我认为那次合作非常成功。我喜欢很多电影，这部也是。

我母亲的演艺生涯，对她来说，是个第二选择，一个替补。但是它其中的规则和芭蕾是一样的：勤奋，自律和高度的专业性。

我第一次对什么是表演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是当我12岁那年参加学校的舞台剧，莫里埃的《心病者》。剧中主人公其实没什么真正的苦恼，只是多年对臆想症的研究和对疾病的恐惧，使他想象了各种自己去看医生的情况。这情节设定的结果，就是一段有史以来最长最艰涩最颠三倒四的关于疾病的独白。

母亲给了我如下建议：“只要读就可以，不用试招记住它。但首先，你要了解这病到底是什么，它们的痛处在哪里。”幸运的是，我弟弟卢卡的父亲，安德烈·多蒂是个精神病医师。所以我缠着他问个不停，得到了我想知道的所有臆想症的理论。

演出迫近，但我仍觉得我没有记住台词。“我是这样做的”，我母亲说，“关灯睡觉前我读一遍自己的台词，第二天早晨睁开眼睛后再读一遍。”“就这样？”我问。“就这样！”她回答。

然后我就在演出前四五天开始这么做了。当正式在露天舞台演出那天，她送我上公共汽车，并对我说：“你上台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这很正常，每个人都这样。只要做下去就行了，你记住的东西都在，别担心。”果然，她是对的。几秒钟的惊慌过后，我流利地说出了台词，很有趣。当演出接近尾声时，朋友们都为我们欢呼鼓掌。我四处环顾，看到了站在远处树荫下的她。后来她告诉我，她在一直远处偷看，是因为不想影响我。于是，她就站在角落里，静静地看。

作者: yanghl0419 时间: 2006-9-3 18:16
美中不足的是图片相册的标记~~~~~~~~em15 em15 em15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9-6 10:34
那老哥你给我找个更好的相册…………

我也没办法啊

作者: yanghl0419 时间: 2006-9-6 11:57
这个不错
http://reg.imageshack.us/

进入以后点那个My Images
然后按照要求进行填写、注册（必须用你的邮箱，因为登陆和激活要用）
注册以后她会给你发电子邮件，电子邮件妥善保存哦，最好把里边那个连接地址记录在笔记本里
因为里边的连接就是你直接登陆的连接，如果别人知道了就能进入你的相册了
登陆以后就是你的地盘，可以察看你所有上传的图片
它会提供好几种连接
你用DIRECT那个，就是每幅图旁边最下边那个连接地址就行了
一般的论坛、网页都能显示
据我观察，到目前为止就百度的空间不行~~~em24

作者: mithriel 时间: 2006-9-6 12:57
imageshack.us的相册现在已经不支持HOTLINK了，国外的各大Orlando粉丝站也都建议不用了
还是Photobucket好：
http://photobucket.com/
注册以后有1G的容量，支持开文件夹、图片大小编辑、图片原名保留、多种网上连接形式~

作者: yanghl0419 时间: 2006-9-7 10:30
不会啊
我现在用的就是它的
在咱们这显示很好啊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9-8 20:22
第三章难以忘怀

“一首好歌的关键不仅在于歌词，曲子也非常的重要”，母亲早年就这么告诉过我们，“就好像说话一样，关键不仅是你说什么，还在于你怎么说。”

她在《蒂凡尼早餐》中那段“月亮河”的演出，正是这段话的最完美体现。她不是个职业歌手，也没有天生的好嗓子——这便是她在《窈窕淑女》里的唱段请马妮尔·尼克松配音的原因。她那段“月亮河”的表演是如此的真诚，是如此恰当地诠释了人物当时的心情——那坐在消火通道上的美丽一幕。亨利·曼奇尼，我母亲的一位朋友，同时也是为她很多部电影写下电影原声音乐的出色作曲家，曾在七十年代末的一家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谈起母亲对他的触动。

对于一个作曲家来说，其实很难因为某个人、某张脸孔或是某种性格而得到什么写作上的触动，但是奥黛丽·赫本的确做到了。她不仅是我写“月亮河”的灵感源泉，同时激发了我写出了《迷中迷》和《丽人行》。如果你听这些曲子，你一定说得出他们来自对谁的灵感，因为他们都有奥黛丽那种充满了渴望的特质，一种淡淡的哀伤。通常情况下，我都要看过整部电影才开始作曲，但是只要是她的电影，我看过剧本能写出适合她风格的音乐。当我见她第一面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次的曲子将会非常非常的特别。我对她声线的特质十分了解，所以为她量身定做的“月亮河”一定能在她的演绎下发光。至今为止，没有人能够把这首曲子理解得更深刻，演唱得更有感情。

同时他还谈到了他们合作的另一部电影。

在《迷中迷》里有这样一幕：当奥黛丽饰演的角色独自回到公寓的时候，她发现那个老男人带着她所有的财产逃走了，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个行李箱上发呆出神。就是这一瞬间，《迷中迷》主题曲的头几个音符突然出现在我头脑里，我简直不能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儿，这是为什么。我希望她能回来继续拍电影，因为我真的被她的荧幕形象深深地触动了。

“月亮河”就是为她所做的。没有第二个人比她把这首曲子理解得更为深刻。现在，世界上估计有一千多个不同的“月亮河”翻唱版本，但无疑她的版本是最好的。当我们试映《蒂凡尼早餐》的时候，一位在场的派拉蒙总裁也在场，他说：“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那首他*的破歌必须要删。”奥黛丽当时就从椅子上“腾”地站了起来！梅尔·费雷不得不抓着她的手臂以阻止她其它的行为。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她失去理智。

她的为人，她的让人难以忘怀，不是语言能够形容的。她怎么能够对别人有那么深的影响呢？她究竟触动了人们的哪根心弦？

赛西尔·比顿，是一位优秀的摄影师和视觉顾问，他曾参与了《窈窕淑女》人物形象设计的全过程。他为《时尚杂志》1954年11月刊撰写过一篇关于战后的欧洲的文章，其中一段记叙了他对母亲的欣赏。

［母亲和赛西尔·比顿，上面的字迹是他的亲笔签名］

凤凰涅盘永远都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据传说，皇后们如果在风华正茂之年死去，那么她们就会带着新的美丽外表获得重生，并因此赢得人们的爱。虽然悲观主义者预测说二战后很难出现一个完美女性的典型，但是，这个时代的***的确出现了，那就是奥黛丽·赫本。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因为她体现了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精神和特点。她融合了法国的戏剧性色彩——Edith Piaf（原名Edith Gassion，1915年12月19日出生在法国巴黎，在香颂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歌手，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Juliet Greco（法国著名女歌手），比利时的坚忍不拔精神，英国的贵族口音和一个以个人魅力而取得成功的典型美国式案例。在二战之前，没有人像她这样——其实我根本就是怀疑自创世纪以来都没有人像她这样，除了那些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大踏步走在革命最前端的野孩子。我们可以认识到，奥黛丽的成功是和历史的需要有关的。你看那些成千上万的模仿者就是证据。细碎短发、面色月白的消瘦的年轻女性现在到处可见。她们的模仿的原形其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奥黛丽·赫本有一双苍鹰般的大眼睛，东方人的深黑色眉毛。她的面部特征显示出更多的是个性特点而非可爱动人：她的鼻梁有些过窄，甚至让人担心它难以承担鼻子的长度；鼻头为圆形，带着两个奇怪外翻、好像鸭嘴一样的鼻孔；她的嘴很大，下嘴唇下部的凹痕有些过深而不太符合古典美的审美标准；她精巧的下巴和宽得有些夸张的颚骨形成对比。整体来看，她脸部的外轮廓线有些过于偏方形。但是，她调皮和可爱的气质使这些缺点都变得不再重要了。她就像意大利画家莫迪利阿尼笔下的人物，各种面部的扭曲不仅增加了趣味，更重要的是使作品本身趋近完美。

奥黛丽·赫本的那颗脑袋好像一个长满了细碎头发和纤细的猴子须毛的椰子，活像小孩头。在其下，是她那纤长、柔软且笔挺的颈部，一个同样笔直的背部沿着颈部的线条继续延伸，这使得她看起来显得特别的高挑。奥黛丽·赫本的打球姿势就就可以看出她是时尚界顶尖人士和芭蕾舞者的结合体。的确，早年的芭蕾训练对她一举一动的姿态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的个人气质，不仅让我们怀疑她是否和鹳或鹤有远房亲戚关系——一样的优雅和轻柔。她可以作出最适合在公众面前呈现的姿态，并无论何时都能保持着她那与生俱来的高贵。她的身体柔韧性很好，腰部平直而长，手指纤细，双腿修长。在她双手叉腰或是将双手背到背后背后时，她总是习惯性地用脚跟着地翘起脚尖。对她来说，盘腿坐在地上比坐在椅子上更让她感到自然。奥黛丽·赫本是个假小子，是个顽童，是个来自巴纳多孤儿院的小男孩。

有时，她显出不该有的疲惫神态，眼下甚至出现了她这个年龄不该有的黑眼圈，皮肤缺乏弹性，面色也过于苍白。她是一个在战争的摧残中带着对生活的渴望成长起来的孩子，战争留给她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但她从来不将这种痛苦带给别人，影响别人的情绪，她看上去十分满足于享受上天慷慨赐予她的快乐生活。

像这么具有明星气质的年轻女孩是很难找到的。由于她的巨大成功，她已经获得了人们的喝彩、爱慕和欣赏所为她带来的白热化的耀眼与闪亮。随着她光环的继续扩大，她已经成为满足功利的好莱坞对一位新皇后的需要的最佳人选，虽然她自己并不喜欢这个角色。

她的声音非常有个性。特别的节奏，歌唱般的声调起伏，长而平缓的说话方式，足以让人为其淡淡的哀伤而心碎。虽然这样的声音已经能够自成一家风格了，但她还是花了很多时间来提高她的音域。

事实上，在过去的每个月中，奥黛丽·赫本的偶像地位都在不断巩固。聪明机警，充满梦想，开朗热情，坦诚而不失圆滑，自信而不自负，温柔而非多愁善感，她的确是战后出现的最有希望的演艺天才。再加上她散发出的独特气质，如果说奥黛丽是公众对一个完美女性形象期盼的所有元素集合体的具体化形象，我认为一点都不夸张和鲁莽。

————赛西尔·比顿《Vogue》1954年11月1日

所以，这些电影的成功，不仅是由于那些高明的包装和简单但动人的主题，和那些才华出众的编剧和导演，还有贯穿在美丽台词精彩对白之间的、法国人常说的那种“莫名之感”。那是来自于她心灵深处的纯净意念的声音。
她抱着对简单的力量的信念而生活，无论是面对工作、应酬还是人际关系的处理，她总是说：“选择去做最重要的事情，知道你要做的事情的本质核心是什么，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当你追求的东西太多时，事情只会变得一团糟。”
她喜欢步行，好像那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她走得很快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加紧步伐才能跟上她。一次我问她为什么要走得那么快，她回答：“我只是想尽快到达目的地。”后来她告诉我，这是对她母亲那种慢悠悠的走路方式的一种反射动作。
我记得有一次我告诉她我喜欢上一个女孩子了，但不幸的是，那女孩喜欢的人不是我，或者说，也许她对我和另一个男孩都有好感——这是不知道困扰了多少代青年人的一幕。母亲听过之后，想了想，然后平静地说：“你最好还是多注意一下你的学习成绩，因为如果你考试没通过，你会双倍的难过。”
母亲心中的信念，就是简简单单，因此，它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带回原点：关心，善良和爱意。就是这样，母亲把她灵魂轻声低语着的感情带入了我们的家庭之中。
它甚至感染到了那些我们因为了适应这个社会和生活而不得不深埋在心底的所有感情。
当然，好的剧本是第一位的。在《黄昏之恋》中，加瑞·库珀出演的那位花花公子，马上就要离开去寻找下一个“征服”的目标，但那时他和我母亲出演的那个女主角双方之间已有了感情。那一幕是他们在火车站告别的情景。她做出一副坚定且镇定的样子，想表现出自己像他一样的独立和坚强。当火车缓缓开动时，她却已是泪水盈盈，继续详细地描述着那些追求她的男人们是怎么样拜倒于她的魅力之下，虽然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根本不存在。这时，火车开始加速，她一边跑一边任由泪水滑过面颊，火车的声音太大，她不得不大声喊出声来继续她的说服——说服他，她，自己会一切都好。演到这里，我们都知道，她不会的。最后，男主角一把把她抱上火车，二人相拥而去。
这正是剧本想要表达的内容，但从纸上静态文字到幕上动态表演的成功，还要归功于她对以上文字的解读，她对人物感情演绎的能力，她为这一幕赋予的让人心碎的悲情。这决定于你自己愿意发掘多深，你愿意表现多少。
电影里的女主角真心希望他能够继续他原本的生活，她知道美梦从不长久，但是另一方面，她又盼望着奇迹的出现。那流露出的她竭力隐藏的深陷于那绝望挣扎中的感情，使这告别的一幕久久难忘。她能够将杜撰出来的故事情节和内心真实存在的痛苦相连接。要做出一部好电影，你需要有一部好剧本，一个好导演，和一个知道如何在镜头前表现出内心真正痛楚的演员，而能够完美地做出这样表情的肌肉，就长在母亲的面颊下。
所以，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你经历过，你就能将它表演出来，比如这种催人泪下的场景。生活的真谛，就是既有高峰又有低谷，连绵不断。

虽然母亲从来不是某一种正式宗教的狂热信仰者，但她终生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去相信爱，相信自然的奇迹，相信生活的美好。她珍惜生命赐予她的第二个机会——她的演艺事业，因此她抓住每一个机会做到最好，直到生命的尽头，同样的信念也贯穿了她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
有些时候，有一次从鬼门关回来的经历，能够让我们看清这个社会的很多东西，帮助我们从世俗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我们开始明白，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不是。虽然她已经不记得自己童年时那段险些丧命的经历，但是外祖母告诉过她，再加上她一贯的自轻性格，成为了母亲一生谦逊的原因。
我从来没听她说过像“这是我做的”“那是我做的”这类的话。直到她晚年，在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始终，在全世界都在聆听她的时候，我能听到的只有永恒不变的这句“我能做的实在太少了。”我也从没听她说过她欣赏自己的哪部影片。当人们夸赞她的时候，她总是含羞地解释道，她身边那些优秀的工作人员，才是自己成功的原因。
贝希·安德森·斯坦利曾经这样写道：“笑口常开，赢得有智慧人们的尊敬和孩子们的爱戴，获得那些诚心实意批评你的人们的赞赏，宽恕那些背叛你的虚伪的朋友，去欣赏美，看到别人的长处，让世界更美好——无论是留下一个健康的小孩，还是一条花园中的小路或是一个被改善了的社会。得知哪怕仅有一个生命，因为你的存在而活得更美好。做到以上内容，你就算是成功。”按照斯坦利女士的标准来讲，我母亲是成功了。她一生作了很多成功的选择：第一次她选择了她的事业；第二次她选择了她的家庭；第三次，当我们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开始自己的生活时，她又选择了世界上那些不幸的孩子们。她选择了回馈给社会。在这重要的选择背后，隐藏着的是治愈和理解她那永恒不变并终生受其影响的淡淡哀伤的一剂良药。
她的这些选择，治愈了一个大半生都对父亲这一角色毫无概念的小女孩的内心创伤，她是那么地渴望温暖的拥抱，期待被爱被重视的安全感。我现在回头看，这正是母亲给与卢卡和我的：被爱被重视的安全感。第一位的核心，是在不断生长且永存你心中的那份信念。
她确实是一个很棒的母亲和朋友。

我经常被别人问，有一个名女人做母亲是个什么感觉。我总是回答，我真的不知道。对于我来说，她首先是我的母亲和好朋友，在那之后我才知道她是个演员；渐渐地，我才懂得她是个不同寻常的演员；就是连她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影响有多深，也是在她去世之后我才意识到的。母亲去世这么久，但是人们对她的爱慕和纪念一直没有停止，这真正表明了，她所致力于的事业得到了人们充分的肯定，那棵他们爱上的奥黛丽小树苗多少年以后已经成为了一颗苍天之树。母亲值得人们的纪念和爱戴。
我和卢卡的成长和普通孩子无异，我们没在“好莱坞”的环境下长大，我指得不仅是住所，也是我们的生活。母亲从不看自己的电影，一但拍完了，就不再关心了。所以我们家根本就不是那种“明星式家庭”。我不是在电影人的包围下长大的，我也没和他们的孩子在一起玩过，也没和他们去同一所学校上学。
我生命的前几年是在瑞士度过的，我去的学校就是当地村子里的学校，我的朋友也都是那里农民和学校老师的孩子。路旁有一家孤儿院，那里的小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我记得有一次，我大半夜里被一个学校里的哥们儿叫醒，因为他爸爸的一头奶牛正在生小崽。我仍能够记得我们沿着铁轨、顶着夜里的冷风向他家跑去，唯恐错过了这精彩的一幕。我的另一个朋友，我最好的朋友，他家的花园正好和我家的花园紧紧相邻。于是我们就在篱笆上挖了一个通道，还经常津津有味地在他的阁楼里玩那套由他老爸制作由他老哥后期完善的老火车玩具。
当我们搬去罗马之后，我开始在当地的法语学校读书。我在那里的朋友也都是普通人的孩子。我母亲每天放下学都来接送我。有时会有摄影记者出现，但其实他们总是出现的。一开始，其它的孩子称我做“明星的宠儿”。但那时，我是全班最高的，后来又成了一名出色的守门员，他们意识到这些之后，对我的看法也就全变了。我觉得这些由母亲名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来没真正困扰到我，我也从来没停下来认真想过为什么身边的狗仔队无处不在。就像所有其它的孩子一样，我也觉得自己的母亲非常美丽，所以他们老是要拍她的照片我可以理解。她真的很美，从内到外，彻头彻尾。
在我开始上学之后，母亲就不再接拍电影了，因为我要按时上课而不能旅行到很远去看她。当我弟弟卢卡开始上学时，她也没有再接电影，而那时我已经离开家去上寄宿学校了。
“我必须在生命的那一刻做出一个选择”，她于1988年5月时曾这样说过“是错过拍摄电影还是错过我的孩子。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决定，因为我实在是太想念我的孩子们了。当我的长子开始上学的时候，我就不能再把他带在身边东奔西走了，这对我来说太难以忍受了，所以我不再接拍电影了。我退居二线，回家和孩子们一起。我真的很高兴。但这不代表我从此就整天坐在家无所事事地咬着指甲发呆。就像其它母亲一样，我爱极了我的两个儿子。”
当她带我去买教科书或者去买袜子的时候，我满心欢喜。然后，我自认为——现在这个“自认为”已经得到了证实，我们的确是很好的朋友。最让我感到幸福的一点，是她让我知道自己对她有多重要。
直到她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访问了一些非洲受战争摧残最为严重的非洲国家之前，我母亲最难过的回忆是父亲这个角色的空白和三次流产的经历。
她告诉过我们，当她看到其它孩子被父亲抱在怀中的时候，她感到的由这份父亲的空白所带来的创伤是多么的难以忍受。她是多么的希望自己的父亲也能在身边，这样她也能像其它人那样享受父爱。她一直希望他还活着，在某个地方——在任何地方都行。作为一个孩子，她无法控制自己那强烈且处于自然本能的渴望。这也是为什么，在她和我的父亲与卢卡的父亲离婚之后，她倾尽自己所能让我们得以继续享受到一份完整的父母之爱的原因。
她曾经很严肃认真地提起过自己婚姻上的失误以及这两个男人带给她的痛苦，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伤痛。她说：“这是我离崩溃的边缘最接近的一次经历。”
当她自己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就喜欢孩子，她曾说：“我常有的这种对人们和孩子的热爱，也许是我与生俱来的，我很小的时候，只要一和母亲去市场买东西，就总是试图抱出婴儿车的小宝宝，这一直让母亲感到很难为情。我生命中的梦想之一，就是有我自己的孩子。总之事情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我不仅想要得到爱，也疯狂地想要给予别人爱，这甚至成了我的一种需要。”

［作者一周岁，母亲与父亲梅尔·费雷］

孕育新生命是她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之一，这是一个治愈她自己的童年的好机会。同样地，帮助其它孩子也能给她带来快乐。在后来“捐献疲劳”成为大多数人道主义者的专业术语之时，母亲为那些世界上不幸儿童的利益挺身而出：“拿出一点钱和施舍一点同情，并不为他们的未来真正打算，并不能真正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们。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得上一位母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更让人觉得痛苦的了。”我敢肯定，如果她被多赋予一天的生命跟我们在一起，在花去头几秒钟和我们拥抱之后，她会继续谈起那些孩子们。

是罗伯特·沃尔德，这位同她度过生命中最后十二年的男人，向母亲介绍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宗旨。
他们二人，于1987年11月，应母亲表兄、前任荷兰驻葡萄牙大使莱珀德·库勒斯·范·乌弗德的邀请，一同前往澳门去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募捐音乐会。她自己写稿并进行了一次精彩的演讲。立刻意识到她同孩子们的天然联系之后，詹姆斯·格兰特，当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执行总裁，邀请她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并支付了象征性的一美元薪水。她于1988年4月踏上了通向孩子们的第一次旅程。

[ 本帖最后由喇叭于 2006-9-8 20:26 编辑 ]

作者: 枝俏 时间: 2006-9-8 20:35
这不是喇叭大妹子么?
好耐没见了哦

赫本我觉的她演技术还是欠缺
有些表情她做不来,有些生硬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9-9 11:45
呵呵，姐姐也是好久不见哦~~抱抱~

她的演技，其实我也觉得不是很好，不过非常喜欢她的气质和为人啦~em01

小学三年级就对她一见钟情，而这种习惯和信仰，已经不需要现在清醒的我为过去也许盲目的选择而改变什么啦~那种情结不是理智能够把握的，说白了，就是没原因，也不原因去想原因啦

所以，我对LOTR的狂热其实远高于赫本的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9-28 14:56
标题: 第四章他们之中的一员

奥黛丽从索马里回来后一直抱怨胃疼。

她从小受到的维多利亚式的教育，使她不愿意告诉我和我弟弟卢卡，但是罗伯特知道这件事，他们也去找了一些瑞士的专家做诊断，但却无法最终确诊。所以她决定，一旦92年10月回到洛杉矶，她就会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一个弯道处，她的身影进入我的眼帘，看上去是那么的疲惫和紧张。母亲一直坚持不坐头等舱，只是她和罗伯特偶尔会互为对方买一张商务舱的机票，作为去度假或者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特别活动的特殊礼物。但是在我们整个的青年时期，她都是坐在经济舱里飞遍欧洲的。她认为，在这样一个仍有这么多人忍饥挨饿的年代里，坐头等舱实在不合适。同样的，她认为，汽车也只不过是一种交通工具，安全可靠就行了，所以我们家的车都是沃尔沃和奥迪。
虽然在70年代的罗马不是所有的母亲都开车，但是母亲的确不开车，我曾问过原因。据说，在她考得驾照后，我父亲立刻送了她一辆新款雷鸟。一天，母亲开车从摄影棚回家，她被另一个女司机追尾了。虽然那女人完全明白自己应该负全部责任，但是却极度的胡搅蛮缠，推卸责任。
回到家后，母亲把这件事跟父亲说了，父亲非常生气。而当那个女人知道了我母亲的身份之后，她向法院起诉，希望使母亲陷入窘境以解决问题或者至少使母亲不追究其应有权利。恐惧、失望、愤怒这一系列感情刺激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这件事使她决定卖掉这辆车并永远不再驾驶。她认为，开车，从某种意义上讲，需要一点好斗的特质——这话用在罗马和巴黎的街头倒是一点不错，而这恰恰是她没有的特质，所以她永远也开不好车。
到1992年，母亲为联合国儿童基机会工作已经是第五年了，工作越发的辛苦起来，日程安排十分紧张。由于全部的机票由基机会提供，有时候，母亲和罗伯特要在途中转机好几次以到达那些没有直达航班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罗伯特把这看作旅行中的小憩并能避减少时差的影响，但这的确拖长了整个旅行的时间。他们回来之后，又要飞到一些发达国家，母亲要接受采访谈谈她所看到和学到的一切，要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募捐活动。这样的循环，一年要有好几次，经常是休息几周脱离时差后，又立刻开始了新的一轮旅程。
我们经常能够从她听到那些孩子们的遭遇，从她的眼中，看到的是她对这个社会对待我们未来一代的方式的失望。有人曾经问过她，很多痛苦和伤害事实上是由于当地政府和反对武装引起的，而联合国儿童基机会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她为什么还要为了世界上这些贫困儿童竭尽全力地工作？她的答案始终如一：“这就好像你坐在客厅里，听到撞击声后汽车轮胎抓地的尖叫；你的心一惊，跑到街上去看个究竟，却发现一个孩子被汽车撞倒。那时，你不会停下来思考者到底是谁的责任——是司机开的太快，还是孩子为了追球而突然出现在马路中央。你只会冲过去，马上送他去医院。”就这么简单。
我们一周至少通一次电话，自她从索马里回来之后，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受到她的声音上笼着一层黑冷的阴云。她说：“我刚从地狱回来。”我想知道更多，但是她不愿多说，告诉我等她会洛杉矶之后再详谈。
我母亲从索马里千百万儿童的脸上看到的，是个别人为了他们自私的需要在孩子们的未来上所留下的痕迹。索马里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那里根本没有基本设施建设。像越南那样的国家，母亲还能够期盼着一天那些医院、学校和公路的复建。但你一旦离开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医院、学校和公路……根本什么都没有。
她有一次说，和平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我们有途径学习战争，甚至大学里也有这门课程。但是如果有一个能让我们学到如何创造并维护和平的地方，那该有多好。一个教授和平的大学。”
每年圣诞节家人团聚的时候，她都会给我们讲她的旅行、那些孩子们和所接受的采访，还有她在美国国会作致词时的紧张心情。“他们其实都很可爱”，她评价那些议员时说，“但这牵扯到很多复杂的问题，埃塞俄比亚政治局势的意外问题，咖啡和柚子的国际价格——但是听说那次演说之后美国政府增加了对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援助，我非常的满足了。”
当然，她从来没在我们面前炫耀过什么，都是罗伯特后来将整个过程补充完整的。“只要她在国会大厦前那么一露面”，他说，“我们的预算就能增加六百万美元”。我们听了都觉得好自豪。当这一结束，我们就意识到，她已经又把自己未来一整年的时间投入到这项伟大的工作中去了。我们能看到她是多么的疲倦，所以有时会试探着问道：“你什么时候休息一下？”我们知道自己不能让她停止，但只是希望她留出一些时间来享受她辛勤耕耘得来的果实。
但这已经不可能了。
洛杉矶的医生又为她做了一系列检查，但是最终仍然不能确诊，他们建议用腹腔镜进行检查。我们送她到西奈山（Cedars Sinai）住院，手术安排在92年11月1日。手术进行两小时以后，医生走出手术室，告诉我们，他们发现由阑尾生成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母亲的腹部。没人能够提前发现这情况，因为躲在身体角落处的阑尾所处的角度是内视镜无法看到的。这个我们现在仍不知道用来做什么的没用的小东西正在侵蚀母亲的生命。
小小的阑尾，到底是我们完美进化的身体用来储存所有我们无法消化的细小物质的地方，还是我们痛苦挣扎的灵魂用来存放所有我们无法化解的心灵伤害的地方？
医生推测，母亲患癌症应该已经有五年了。在癌细胞扩散过程中没有太多的疼痛，只是悄无声息为她的生命拉上了一层面纱。我们得知目前的治疗比较顺利，并能够尽量免除痛苦。
她感到疼痛的原因，是肿瘤压迫作为重要消化器官的小肠而导致其无法正常工作，以致引起的痉挛。医生们切除了她的一英尺小肠以减轻她的痛感。
说这些并无太大意义。手术后我们一起去看望了她，并告诉了她实情。她停了几秒钟，然后平静地告诉我们，她其实早就感觉到了这次的病要比那次她在索马里因被某种小虫叮咬而染上的传染病要严重得多。那次，她服用了药力最强、药效最猛、对身体破坏性极大的抗生素来脱离危险。她曾经让我保证，无论什么情况下也不要让别人说服我尝试那种药。
在帮助了千万儿童提供食物之后，她自己却成了这样——无法进食。为了使消化道愈合，他们为她施行了TPN（全监护式营养），也就是将一种提供所有基本营养物质的淡黄色液体注射到静脉中。
她曾经给我们讲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给成千上万饥饿的儿童提供的那种主要由玉米和大米做成的食物。我们也曾经看过那些挣扎在死亡边缘的非洲儿童的照片，他们因严重脱水而靠输液维持生命。
现在，她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了。
我们必须等到她的伤口愈合才能进行第一次化疗。我们这一家子，每天轮流看护：我经常在上午去看她，然后以完成工作的借口回到我的办公室，花上几乎所有时间来阅读、寻找最新的可用的治疗方法和信息，并打电话给每一家癌症治疗中心。不幸的是，我很快就被迫面对了这难以接受的残酷事实，这种现在被普遍应用的化疗方法——50Fu Lucovoril，自六十年代开始投入使用以来就没有什么变化。六十年代，那一时刻，对我来说听上去就像中世纪一样遥远。
一周之后，我们带她回到了“家”——她最好的朋友之一，康妮·沃尔德的家，母亲只要在洛杉矶就会去的地方。
康妮和我母亲是在她拍完罗马假日之后，第一次来洛杉矶时认识的。康妮的丈夫是杰瑞·沃尔德，最多产和最具创造性的电影导演和制片之一，他们是终生的朋友。我们总是定期聚在一起享受美好的家庭聚餐，然后，康妮和母亲就会开始争夺“洗碗权”。康妮管我母亲叫“如比”，就好像母亲是电视剧《楼上楼下》里的那个为家庭服务了很长时间的让人难以忍受的麻烦的老女佣。母亲则辩解说，一个好客人至少应该有权洗碗。她们一起做饭，一起大笑不止，爱对方爱的要死。这确实是她宾至如归的地方。但这一次，回家的意味却那么的不同了。一个为她熬制鸡汤、满心关爱的好友，对母亲来说，在这肃静但平静的时刻，是生命的一种赐福。
接下来是母亲的第一次治疗，一切都很顺利，没有副作用。她将在一周之内接受下一次治疗，但事实并非预料的这样。几天之后她的小肠再次梗阻，引起了严重的痛感，她当时接受的镇痛治疗已经不起作用了。那几天，我们怀着希望，小心翼翼地陪她在池边散步，晚上则看看电视。我们就坐在她左边的地板上，看些喜剧，比如英国肥皂剧《Fawlty Towers》(共两季12集6个小时或过多次大奖的经典英国情景喜剧，John Cleese和他当时的妻子Connie Booth共同创意并编剧，并且均出演主要角色），还有探索频道的自然类的纪录片。她说她真是非常喜欢看。它们再次坚定了她的观点：自然的奇迹仍生生不息地存在着，而生命，以它最朴实的美丽，永不停歇地循环往复着。
医生希望我们尽快送她回去接受手术。
92年12月1日，是我生命中最沉重的一天。我们正在做着送她回医院的准备，每个人都跑来跑去忙着做自己的那一份事情，于是我和母亲得以在她卧房里独处。我帮她穿好衣服，那时她已经病容憔悴、消瘦不堪。她转过头，眼力充满了泪水，近乎绝望地抱着我，小声地抽泣。当我紧紧地抱住她时，她在我耳边低语道：“哦，肖恩，我好害怕。”我站在那里，用我所有的力气抱着她，感到心如刀绞。
我再次确认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并向她保证我们会一起经历这一切，如果我认为事情真的无可挽回时，就会告诉她。鼓起勇气，一切还没那么糟……这是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将她内心最真实的恐惧展现在我面前。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们曾对关于爱与生命之间关系的本质问题讨论过很多很多。我们是真正的朋友。每当一方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另一方一定能感知到。我们赐福于天然的脐带的母子联系。有人说，在我们生命中，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也是自己父母的父母。我一直把这句话理解为，当父母年迈而不能照顾自己时我们给予的关怀。但是，它好像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都知道，前景并不乐观，但是我们灵魂中对生命的渴求使我们仍充满了期待，希望和信念，就好像那些被告知明天就会变好的小孩子的心情。我们开着我那辆73年的白色别克敞篷送她去医院，而狗仔队已经悄悄地在我家附近“埋伏”好几天了。
狗仔队，自我懂事起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只要是我们出去吃饭或是度周末，只要是她去学校接我们或是去购物，尤其是在罗马，一定有他们的身影。我仍记得一家人周六出去吃午饭，我坐在后座上透过后窗看着那些跟踪狗仔队，而继父开着车，竭尽全力地试图把那些家伙甩开在罗马那好似迷宫的街道中。有一次经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她带我去参加Spoleto庆典，那是一个在托斯卡纳边境处一个迷人的中古小镇举行的古典芭蕾舞戏剧节。那时我刚刚完成我的第一份电影工作回来，在被雇用了将近一年的制作期，我留起了胡子，我想那是因为当时我不想让大家知道我只有18岁。于是，狗仔队在Sploleto发现了我们的行踪，并抓拍了好几张我们匆忙赶去一次晚间演出时的照片。第二天，报纸上就注销了醒目的大标题“奥黛丽和她的新爱”。当我们得知此事的时候，两个人狂笑不止，发现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到底是谁。母亲说：“嗯，其实除了这个‘新’字，其它的还是没错的。这次他们终于说对了点什么。”她把这份报纸剪下来放在了镜框里。
除了这次小事件以外，奥黛丽对狗仔队们从不间断地对我们私人生活的打扰行为，一直感到十分恐惧。她知道该如何处理狗仔队的问题，但她总觉得，他们的出现是她的错误，我们的生活被打扰也是她的错误。但无论如何，她对待狗仔队的态度，一直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和尊敬。
甚至是当我们还不知道病情严重程度的时候，媒体上就开始充斥着关于母亲病情的消极绝望的报道。幸运的是，我们将母亲和媒体成功地隔离开了。只有寥寥数人的手术室里的情况他们是怎么知道的？那些还未告知家属的病情细节他们又是怎么提前知道的？那天早晨，我开着我的车送她走，因为我们计算着他们永远都不会想到奥黛丽·赫本会坐在这么一辆又老又旧又费油的活化石里——但其实它还是很有魅力的一辆车。果然，我们是正确的。她躺在车的后座上，所以狗仔队们看到的开车走了的人，只有我和我的妻子。这招生效了，他们没有跟上来。
然后，92年11月1日这天，我们再次陷入了焦急的等待。但是手术开始还不到一个小时，医生就把我们叫进了一个接近手术室的房间里，告诉我们说，癌症已经扩散到了无可挽回的程度，他无能为力，只能将她立即缝合。病情恶化很快，母亲的时间不多了。词句融化在他的嘴里，眼前开始恍惚，一切事物的都好像放慢了运动变化的脚步。罗伯特发着呆，口中不自觉地喃喃说到：“多么有价值的一个人啊。”
我那时则感到一股苦涩的孤独悄悄占领了我的心头。她没准已经醒了，我深呼吸鼓起勇气，走进病房。她平静地躺在那里，一切，都该结束了。她从来不惧怕死亡，只是不想受过多无意义的痛苦——我们约定过的，必要的时候选择安乐死。但我相信，疼痛是可以控制住的。我坐在她的床边，她看着我，微笑着告诉我刚才有好几个发疯似的女人刚刚来过，叫醒了她询问她是否想投票，比尔·克林顿一定会当选。可是我好像记得，在好几个小时之前——甚至是好几天之前，大选结果就已成定局了呢？那时我还担心他是否能够成功呢。然后母亲说她告诉那些人，因为她不是美国公民，所以没有选举权。一个主讲医生带着他的学生们也来过了，她又一次被叫醒，面对一群占满了病房的对她伤口指指点点的医学院学生。
医院真是已经成了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我只是感觉怒火都已经烧到了自己的头发，但我知道这不是发怒的时候。
我把医生告诉我们的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动手术对她来说太过危险了。她转过头去，静静地说：“有点失望啊。”只是这样。我握着她的手，感到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无力与苍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天便是我母亲去世的日子。我们俩平静地坐在病房里，牵着手，想着死亡。那时，一片静默。
也许，现代医学需要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及早的诊断。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机会有条理地活过剩下不多的日子，而不是淹没在失去挚爱之人的震惊和悲痛之中，终日伴随着后悔的心情，为什么没有在其有生之年进行更多的交流与表达，为什么从没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告诉对方“我爱你”、去告诉对方“你是我生命中的一切”。
那是我们生命中的最低潮。接下来的两个月虽然艰难但却美丽。我们不再等待，我们从那种来自苍白无力的感觉的焦虑、困惑和苦闷解脱出来，我们做的只是用心去爱，只是用世界末日前一天的心情那样真实地生活。
现在仍和我们有着联系的在瑞士的家庭医生曾经说过，如果你活得坦然，你就会死得安详。母亲的确做到了。

［1982年，母亲和休伯特·纪梵希漫步在巴黎塞纳河畔］

我们接她住进了康妮家，几周后，借助于她的另一位挚友，休伯特·纪梵希的一份珍贵礼物，我们得以乘坐另一位好友的私人喷气机回到在瑞士的家。我母亲一生都不喜欢炫耀什么，这样的大张旗鼓从来没发生在我们身上过。虽然她付得起这样的费用，但她却绝对不会这样做。因此，无论这次旅行感情是多么的复杂，我总觉得以这样一种隆重的方式飞回家是正确的。我们曾为如何带病重的她横渡大西洋回家度假而烦恼，当我告诉她休伯特的建议告诉母亲时，她的眼里充满了喜悦和感激的泪水。她催我给休伯特打电话，她握着话筒时激动得简直说不出话来，唯一能从口中挤出的几个字，就是法语的“哦，休伯特，我真太感动了。”放下电话后，她看上去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对休伯特告诉她的话一时感到难以相信。“他跟我说我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觉得，这样的感觉，我们彼此相通。
休伯特·纪梵希不仅是一位提供人类外表包装的服装设计师，也是一位优秀人物榜样的表率。“要想做一位绅士，就先要成为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母亲是这样教给我们的。这，也正是休伯特·纪梵希。他们一起打造的母亲的个人风格，其实是母亲内在心灵的一种外在化表现。母亲把休伯特设计的服装看作是一尊美丽的花瓶，它点亮了一朵田间小野花的魅力；而休伯特则将他的服装看作是一只朴素的花瓶，尽可能不要遮盖住花朵与生俱来的自然美。由于二人的合作，母亲常被人誉为世界上最高贵最时尚的女人。但是这种高贵的气质，在根本上却是来源于他们二人的内在品质，来源于美产生的地方。这不是刻意的做作，而是自然的流露；这不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手段，而是一种表达谦逊的方式。
就是这个经常开玩笑说母亲就是披上一个装土豆的大口袋也高贵的家伙，为母亲设计出了那款经典的黑色晚礼服。那件作品简直就是放大镜下的灵魂，得以让我们以这种直观的方式感受到。这份有着深刻理解和内涵的礼物，来自于心灵，而非钱包。当她在世人面前出现时，所有人都对这个自信的女性印象深刻，无论是作为女儿、姐姐还是母亲的角色。这件衣服，体现出的是来自于一个高尚心灵而非污浊意念的卓越品质。
我母亲认为，一个女人应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形象，运用时尚的季节变化来加以修饰点缀，而不是做一个时尚的奴隶，一遍又一遍地改变自己的风格。她总是告诉我们：“在正式场合做唯一一个穿休闲装的人，总比在休闲时间做唯一一个西服革履的人要好得多。”
某种意义上来讲，母亲的时尚哲学和那些老派绅士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男性相比于女性来讲，更容易接受一旦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形象就将其长期保持。根据这个基本观点，母亲严格遵守根据不同场合选择着装的原则。同样，在出演每个角色时，她也会根据自己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来考虑戏装是否合适，而不是简单地穿上准备好的衣服。有了休伯特，母亲当然就再也不用为这些事发愁了。
衣服的品质对母亲来说非常重要。一句古巴谚语说：“便宜的东西更费钱，贵的东西更省钱。”便宜的价格，虽然能使你节省一些钱，但是也许没有价钱更高一些的东西质量好、使用时间长。当然，不是说贵的东西就一定有好的品质.

［1954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萨尔维托尔·费拉加莫奈和母亲在其工作室内］

鞋子对母亲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它们是全身形象的基础。一双好鞋，应该比脚的实际尺寸大半号，而不是太小以至于让你的脚被挤得变形，影响它们的生长。在开支一定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一双舒适且高品质的鞋子，衣服倒可以简单朴素一些。我母亲的好友之一，萨尔维托尔·费拉加莫，这位顶级制鞋师，在他自传的序言里写道，当他看见那些脚以所谓的时尚的名义，挤进不舒适的鞋子中而受到各种伤害和疼痛时，他感到由衷的愤怒。也许，这就是他能够成为历史上最出色的鞋子设计师之一的原因。他设计鞋子的目的很单纯，因为他相信一种来自于东方的说法，双足使我们灵魂所在之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我们的灵魂设计外包装，可真是一份好差事！
“简单就是永恒”这是我母亲基本形象哲学的核心。赫伯特一直记得和母亲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他在工作室里接到一个电话，告诉他说赫本小姐现在人在巴黎，希望能够见他一面以讨论她下部电影的服装问题。预约之后，赫伯特因为想到有可能要和当时有名的凯瑟琳·赫本合作，心中忐忑不安。
当他看到一个穿着威尼斯船夫外套的小女孩出现在自己门前时，他先是一愣，随即开怀大笑起来。休伯特说，他一直记得那一时刻自己身体里分泌出的化学物质对大脑作用的感觉，从那以后，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感觉来为母亲进行设计。
风格这个词经常出现，并且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使用。对我母亲来说，个人的风格是这个人内在美的一种延续，严于律己、尊敬和信任他人都是可以使其增强的品质。如果说她的外形纯洁而高贵，那是因为她相信简单之美的力量；如果说永恒真的存在，那是因为她相信品质的保证；如果说她现在仍是现代时尚的偶像，那是因为她终生坚持适合自己的风格，而不是人云亦云，每个季节都进行改妆。她喜欢时尚，但只把它当作一种使其风格更加完美的工具。
“好好打理你的衣服”，她总是说，“因为它们是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因此每当她出现的时候，绝对不穿那些看上去“张牙舞爪”的衣服——就好像在不停地叫嚣着“看我！快来看我！”，而是静静地叙述着“我就是我，你并不比我差”的服装。她在心底从不认为自己是特殊和不同的人，这也是她为什么一直努力工作以追求更好，一直对生活很满足的原因。她的风格是她自身的一种外在表现，我们都爱戴她，是因为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眼前的这位女性不仅是高明的包装手段打造出的作品，还是一个百分之百诚实的、真实的人。

[ 本帖最后由喇叭于 2006-9-28 14:59 编辑 ]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10-16 15:05
标题: 第五章沉默的灵魂

索马里之行是我母亲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最后一站，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站。那里的情况已经糟糕到了不能更糟糕的程度。我母亲和罗伯特等了很长一段，大约将近一年，等待通行证的签发和资金的筹措。当她问道谁来负责申请签证的时候，答案带着一个微笑飘然而至：“没有什么签证，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政府。你只要直接飞过去，同时祈祷着飞机别被导弹击落就行了。”

这个世界还没有给我们一个得到关于种族灭绝式的惨剧和成千上万人饿死在难民营的一手信息的机会。在母亲的这次旅行后，似乎所有目光都聚焦于一点。最后，国际社会终于采取了几步迟到的、被误导了的措施来试图阻止这场社会变革，正像我在电影《远离边境》中看到的那些极具冲击力的画面所表达的情况一样。

除去她出色的工作表现不提。由于这次索马里之行，她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极度不公平和其对待我们未来下一代人的方式的不满心情，到达了极点。“我几乎被对我们自己的愤怒冲昏了头脑。”她在一次采访中说道。亲身经历过战争并亲耳听到过充满悔意的承诺永不再战世界宣言的她，现在怎么够平静？“永不再战？”很不幸，战争仍在继续，而且是再战，再战，还再战。

同时，她觉得她能够在任期内做出最有意义的贡献：因为公众仍然对她十分关注，这样媒体就会自动聚焦到索马里问题上。

我们曾许下誓言，永远不让人间浩劫再次发生。但她会告诉我们，可悲的事实是，在非洲，每一天，这样的浩劫都在重复上演。他们无力养活自己和家人，连灵魂都感到绝望和羞耻；最后无奈的选择，是被收容到难民营。他们经常面对的，是在失去挚爱之后，接受不得不屈服的现实，自愿离开他们祖先的土地，他们的根，他们唯一的荣耀和宝藏。

我在想，是不是我们当中的某些人看到这里时，会偷偷地以蔑视和不以为然的态度提出疑问，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人们的情况还不能有所恢复呢？但我要问，要恢复什么呢？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情况是一种悖论。以我们的标准来说，那里根本就没有基本设施建设，根本谈不上发展——一旦你离开首都，几乎就在也看不到公路、学校和医院的影子。这就是为什么，在母亲过世之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创建“奥黛丽·赫本纪念基金”。她相信，改变这一切的唯一途径就是教育，因此，纪念基金也致力于此。它为母亲认为最缺乏基础设施的四个非洲国家提供教育项目，其中包括索马里、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在成立的第五个年头，我们增加了卢旺达。到现在，我们的活动范围一直在不断扩大，最近还刚刚加入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个新的十年计划——“所有适龄儿童入学”计划。此项目意在为全球1.2亿儿童能够得到一份基础质量的教育。

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停滞不前是由于殖民时代的结束，目前的事实证明了他们根本没有管理自己的可能性，那么请不要相信这些人。母亲一定会这么说：“首先你获得自由，然后你就开始管理自己。” 不幸的是，殖民统治者留下的所有基础建设都是临时性的，而那些人们并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像越南那样的国家”，她曾说，“还有古巴，他们的受教育人口比例甚至高于美国。那就是他们的基础设施，他们有的是自我恢复的能力。”

“世界上还有比孩子们更重要的事情么？”这句话经常被她用作采访和演讲的开场白。她不是故作姿态，她只是相信在这个问题的肯定答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吗？有比我们种族延续更重要的事情吗？在你的一生中，是否还有比童年更需要爱护、关照、温柔、食物和教育的时期吗？”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全球化”这个词好像只在和“世界经济”有联系得时候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当巴西和日本的经济开始衰退，当我们参与投资的股票市场由于世界经济萎缩开始低迷，我们开始烦躁、担忧，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而我们能做的只是等待和观察。但是当我们自己的孩子正在因缺水、饥饿或者缺乏那些只花费不到每年一美元的供给时——这个价格也是母亲经常强调的，我们不会只是“等待和观察”。

她还经常提醒我们，在全球56亿居民之中，有30亿每天依靠价值不到2美元的物质生活，其中13亿低于1美元，15亿人不能饮用到清洁的水源。这就意味着，“我们”和“他们”的比例是1比5。她不知多少次深思，难道我们还希望继续扩大这个悬殊的比例么？“他们”的孩子死于饥饿而“我们”的孩子却苦于超重的烦恼，这能够让人接受么？
母亲在1988年5月时说：“自从世界形成的一刻起，就有不公平存在。但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它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变得越来越易于沟通。毫无疑问的一个道德上的义务，就是这些富有的人应该帮助那些一无所有的人。”

她一直在提醒我们，用发达国家GNP总和的1.5%，就能解决眼前这个噩梦。当我们的孩子们发现我们错过了这个时不再来的好机会时，他们会怎么看我们这些前人？

当我整理她的研究材料——大量的文章和上百篇报告时，我注意到了世界银行主席詹姆斯·沃尔芬森先生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上的报告和报纸上写下的一段文字，母亲将其用下划线标注出来。我下面引用的就是这段文字：

这4.7亿第三世界国家居民为美国人提供了400万个工作岗位。第三世界国家的需求和经济增长速度是我们的两倍。如果这4.7亿人占当今世界GDP比重的18%，那么这个数字将在25年后增长到30%。在他们不顾一切地致力于单纯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他们在污染着我们的水源、我们的空气和我们的环境。为此付出代价的将会是谁？我们！我们的后代！在他们能够有能力承担一些环境问题之前，我们的生活将长时间受到不良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已经开始了，臭氧层空洞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所以，为什么我们美国要承担由他们所造成的问题的冲击？就因为占据全球经济比重55%的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就好比在远东经济占75%的日本在亚洲的地位一样重要？如果你将所有工业化国家的GNP相加，我觉得这个数字将占到全球经济的近90%。

“你是否有过身陷痛苦的经历？”她会这样问道，“好，如果你有的话，你应该还会记得你自己做过什么来平息伤痛。这47亿人，现在正在面对另一些不同的痛苦：挚爱之人的离去，基本人权的缺少，饥饿，疾病，干旱，战争，色情业和虐待。但是他们却表现着人类真正的尊严和高贵。”

当我看到这场我们面对着的世界性的社会巨变，我不能不对我们自己感到讽刺。但我可以肯定，无论是沃尔芬森先生还是我母亲，二人在探讨如此重要的问题时，都没有任何讥讽的语气。相反地，他们都是带着对在这些人们身上发现的单纯与高贵的心情来谈论这个话题的。

有一句美妙的意大利谚语，母亲一直很喜欢：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村落。无论你到世界的那个角落，事实其实都是如此。而这，也正是詹姆斯·沃尔芬森先生在那次成为世界银行行长之前的长达三年半、途经85个国家的旅行中发现的真理。

我学到的第一堂课，就是让我懂得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走进贫民窟，非洲中部的一个小村庄或是巴西的棚户区，那些父母——如果双方还能有幸在一起生活的话，或是留下来的母亲，都非常关心自己孩子的未来。于是，这第二堂我学到的课，就是这些人并不想要施舍，而是一次机会。他们想要的，是一次机会。

那些在贫民窟和小村落里的人们，是我这一生见过的最高贵的人。这次的调查，我的一半时间都花在贫民窟和小村庄里。那里的人们，他们不是一个你需要怜悯的群体。你也许会为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而感到难过，但他们内心却隐藏着巨大的力量。这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对于这个地方文化传统的力量，也是我不了解的。

我曾有过旅行的经历，住宿在饭店，去游乐公园等地游玩。但我从未到过一个小村庄。我从不知道，当今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的马里，竟然拥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他们的帝国曾经将地域扩展到了埃及；我从不知道，中美洲的一些传统竟然可以追溯到三千年以前。这些人们，如果我们给他们一个机会，将会创造奇迹。因此我关心的焦点不是这些人们。真正让我感到可悲的，是在发达国家中，那些有能力对世界做出改变的人们却对很多问题置若罔闻，熟视无睹。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我则是持前所未有的乐观态度。我相信他们。但是，全球国会或议会中那些弃真正重要的长远问题而不管却只顾宣扬竞选承诺的激烈辩论，让我感到非常失望。这不仅仅是美国存在的问题。这个世界上，缺乏解决中长期问题的领导力量。而大部分人对这类问题毫不在意，因为他们认为眼不见为净。

我的声音也许只是旷野中的一声微鸣，我银行中的1万名同事的声音也许也是微不足道。但从我六十多年的经验来讲，我们现在所致力于的事业一定会为我们后人的留下些许不同。我对此毫无疑问。

詹姆斯·沃尔芬森先生遇到的这些父母一定和母亲遇到的是同一些人，因为母亲的描述与上文是如此的吻合。

有趣的是，我觉得母亲绝不会把她的观点表达得这么直白，虽然她对上文深表认同。母亲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非常尊敬，认为他们是解决此问题的核心。她知道自己是谁，能做什么，而对于这个领域，不是她能力挽狂澜的。

但她很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她展示给我们什么是人类内在的潜能。她读过了一切她能学习的东西，不间断地学习直到能够胜任工作。她觉得作为一个女演员，自己的能力在这个崭新的人道主义世界里先天不足。

我敢说，她对待这项工作也许比一些专业人员更认真更上心。
但她还没有做好准备来承受在索马里目睹的一切给她带来的这强烈而震撼的感情冲击。其实，又谁有能够承受得住呢？我想，即使是一个经过长时间专业训练的职业护士，也不能坦然地接受眼前如此不堪的痛苦。

尽管如此，她还是以内在固有的矜持来抑制住心中的狂怒，她只是表达为“我不相信有什么罪责需要集体共同承担，但是我却深信一份责任应该由大家来肩负。”她这话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难道我们需要为每一个正在死去的非洲儿童负责任么？

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曾取用一句古老的非洲谚语的一部分来给她的书做标题——抚养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落的力量。其实我母亲也经常引用这句谚语，她是这样解释的：“只有父母的力量不够，只有老师的力量不够，只有医生的力量也不够，只有朋友的力量还是不够，只有这些人在一起，我们才会有一个机会。”母亲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照顾世界上所有的儿童，她相信的是，在人权问题已经严重到无法再回避的程度时，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方法来消除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隔阂壁垒。

带来互利的合作正以史无前例的进度出现：欧洲的联合已经开始；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科幻小说作家已经浪漫地把我们未来的星球想象成一个整体的联邦。我们一直梦想着一个没有疾病的世界，梦想着可以自由地进行太空旅行。现在，互联网的存在，使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联系到任何一个有一根电话线的人。虽然世界上仍有一半人没有使用过电话这东西。

母亲希望我们能保持对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不要满足现状，不要停歇，直到我们改变了历史的方向——也许在我们有限的人生中不能做到，但我们的后人将会接替我们的位置。否则，他们将会为此付出代价，受到惩罚。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会失去整整一代人：那些孩子，如同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宝贵。

发达国家GNP总合的0.5%就能解决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问题，给予他们从此自我发展的基本能力。说到金钱，一个被毁了10年，20年甚至30年的人生需要多少才能得到补偿？当一个孩子目睹自己身边的一片荒凉，我们怎么还能要求他共同创造未来，重新相信我们？

母亲说过：“如果要我把想说的话浓缩到一个句子里，我会为了埃塞俄比亚的人们一口气说到尽我所能的长度。所有他们所需要的，是帮助他们能够帮助自己，这也正是他们渴望做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给他们的是一把铲子，一把挖井的铲子，而不是一把用来给自己孩子挖墓的铲子。”

母亲在非洲从来没见到过伸出双手乞讨的人，她看到的只有那些没有能力在这个我们只是部分发展了的世界中竞争的人们的高贵行动。

罗伯特和约翰·伊萨克，我母亲的朋友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摄影师，都曾经讲述过同一个让他们永远难忘的故事。当时，在整个难民营中，没有人知道母亲的身份。他们只知道一架飞机或者直升机将会降落，然后从中走出这样一位女性：像他们一样消瘦，和善温柔，在其眼中有能够与他们心灵相连接的一些东西。在这一系列旅行的尾声，他们来到一个简陋的建筑物，在那里，孩子们排着长长的队等待他们的一顿饭——一碗稀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当地极端恶劣的情形下发放的救济。

母亲正在与一位官员深谈时，罗伯特和约翰注意到了一个小女孩，她是排在由饥饿的孩子们所组成的长队中的一员。当她看到这个刚刚进入她眼帘的陌生女性，看上去对其他孩子是那么具有同情心，她呆住了。当队伍缓缓向前移动，将她带到离食物越来越近的时候，明显可以看出这个小女孩的内心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斗争。她已经接近队伍的尽头了，但也许是因为对饥饿的麻木，那时好像有什么东西拽着她离开食物，奔向母亲。你能从这孩子的严重清楚地看到内心的挣扎。她正在两项人类最基础的本能中做出选择：对食物的需要，为了生存；对爱的需要，义无反顾地冲进这个女性的怀中，体会让人不可置信地感到的希望和那种你只能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安心感觉。

最终，她们的目光聚在了一起。母亲那时变得平和而宁静。就当这个女孩已经走到了队伍的尽头时，她抬眼看了看盘子、食物，然后突然跑出队伍冲进了母亲的怀里。对爱的需要，被这个神秘的女性拥入怀中的渴望，在那短暂的一刻，胜过了她对生存的需要。
罗伯特和约翰在讲述这段故事时都双眼含泪。约翰，那时最出色的摄影师之一，因感到这一幕感情的深沉和私密，当时决定放弃了拍摄此情此景，让它只属于这两个人才是完美。

对于生活，我们经常谈论的是其质量而不是数量。母亲为自己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运作环节中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很多时候，虽然他们因为大范围的营养不良和已经入侵的疾病，不能拯救孩子的生命，但是孩子们的灵魂得到了安抚，使得他们最终离去的情景变得能够让人承受。

母亲觉得，让一个孩子因营养不良死在难民营但却也是死在自己母亲爱的怀抱里，总比令其童年中充斥着虐待、童工、雏妓或战争，罪过轻一些。

一个孩子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捍卫自己的尊严。甚至成年人很难处理这个问题。这就是我母亲为什么那么努力地争取儿童《儿童权利协定》的原因。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美国迟迟不签署。这个世界上发达的国家，它的宪法对成年人的保护是那么的全面，又怎么能够不承认儿童的同等权利呢？美国的加入，这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总裁吉姆·格兰特的最终希望。最后，乔治·布什先生签署了此协定，虽然其很大一部分内容因为明显与美国宪法冲突而没有完全执行，但无论如何，这是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的正确的一步。
母亲曾非常激动地给我们讲述过一些发生在吉斯玛乌的事情，那是她在索马里最先到访的几个难民营之一。一个眼盲的小女孩摸索着营地的栏杆前进，努力地试着走到提供医疗设施的地方。她身上仅围着一片蓝色的破布，还有一大群苍蝇在她身边飞来飞去。她是母亲认为的、知道的一个处于最悲惨境遇的孩子的所有特征的集合体，他们在这个不再关爱他们的世界中迷失。我母亲试着安慰她，帮助她找到她要找的路，但是，那小女孩的笑容在那一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视与厌恶，正如以上提到的，那是一个选择了沉默的灵魂。

母亲认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他人着想，是一种良好的品德。她一生都在努力这样做。这是她与生俱来的品质，并在她生活和事业的磨砺下更加璀璨。这个宝贵的情感工具就好像一架显微镜，能够使身为一个演员的她看到或想象到其它人心中埋藏最深的感情，从而将其演绎出来。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这个能力就成了一个这些像那个小女孩一样的孩子们痛苦和孤独的扩音器。

她曾经说，感情的缺失不是物质可以弥补的。这些只身一人的孩子所面对的惊恐和悲惨是她感受最强烈的，她写道“来自成年人的对一个孩子的无视和羞辱，是信任、希望和一切可能的杀手。”

后来，母亲与那个小女孩沟通，与她的孤独沟通，与她的空虚沟通。能做到这一点，也许是因为母亲自己对那样的空虚和哀伤太过了解、深有体会。

是她灵魂深处掩藏的哀伤使得她倾国倾城倾世界，虽然她最终在生命的尽头找到了归宿的宁静和爱意，但这份哀伤主宰了其一生。为什么她成为了我们最神秘最浪漫的精神领域的圣像，为什么她成为了我们感情世界的圣女贞德？是她眼中流露出的那份哀伤，好像在告诉人们：“我知道的，我知道现实到底如何。但请让我继续梦着，让我成为你的安提戈尼（底比斯旺俄狄浦斯之女，因违抗禁令而自杀身亡）。”她没有向现实妥协，而是继续保留着她的梦想：有一天他的父亲将会回来并把自己拥入怀中；有一天士兵们将会停止战争，然后孩子们得到解救；有一天所有的孩子将会拥有健康、呵护、快乐和生活的权利。

在我们的发达国家中，我们保护人权；但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里，生命却依然一文不值。所以，这些孩子们，这些未来的主人们，在忍受着甚至没有一个机会的境遇。

让我母亲感到安慰的是，电视的存在得以将这些孩子的苦难带到我们的起居室里。当她被要求基于这次索马里之行而谈谈政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时，她回答：

政治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难以理解的东西，因为其中的手段计谋实在太过复杂了。政治，从定义上来讲，应该是为了她的人民，为了她人民的幸福。人道主义则意味着人类的幸福。为人类的苦难负责，这才是理想化的政治应该做的，这也是我一直梦想的。同时，这还是我为什么举这个在历史上也许都不同寻常的例子——是人道主义援助支持着索马里的基本运转。我在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代替现今人道主义援助参政的也许将是人道主义的政治。我企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这时我想去索马里的原因之一，不是因为我能够做什么，而是因为那里没有让世界得到它的真实信息。如果我能让世界多一个目击者，能为多一个孩子说出他们的声音，那我所做的一切就都是值得的。

[ 本帖最后由喇叭于 2006-10-16 15:07 编辑 ]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10-16 15:09
非常对不起大家，拖延了这么久才有更新

本来是全都翻完了的，但是迷迷糊糊地在香港呆了一个星期之后发现自己把这一章弄丢了，于是开学以后从新翻译的…… 狂汗

由于开学以后太忙了，质量我不敢保证，大家多多原谅

作者: yanghl0419 时间: 2006-10-16 18:59
em24 em24 em24
竟然去香港~~~~要看pp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10-21 18:41
恩……不是旅游，是校际交流…………

我的空间里刚刚更新了照片和文章，欢迎大家捧场啦

http://middleearthruler.spaces.live.com/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10-26 16:42
标题: 第六章在一起，我们无所不能

回首母亲一生的成就和对社会的贡献，最让我感到骄傲的是她为孩子们所作的那些工作。以下这篇由母亲完成的演讲稿，是她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仅18个月后写下的。从中你可以感受到她——她的声音，她的行为，她的灵魂，还有她那对于简单的信念。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

奥黛丽·赫本

应“百分之一为了发展基金”之邀

致联合国全体工作人员的演说

1989年6月13日日内瓦

直到大约18个月之前，也就是我被赋予这项无上光荣的使命而成为一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志愿者之前，我曾经在面对媒体报道的那些发展中国家的母亲和孩子们所受的不可想象的痛苦和凄楚时，感到一阵阵的绝望和无助，这种感觉经常把我淹没、让我窒息。
如果说现在的我又燃起了一丝新的希望，那是因为我现在看到了我们能够做的，还有我们正在做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许多其它组织和团体、教会、政府，当然，最重要的，是在以上这些微不足道的帮助中，寻求自救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自己。但是，现在，我们必须为处在现状令人堪忧的发展中国家的儿童们多做些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挣扎在生存与死亡的交界线上。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给予他们的经济援助，在全球消费总数的比较下，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而不到当今国际经济份额的0.5%就足以根除未来十年最底层的贫穷并满足这些人们的基本需求。换言之，人类的资源不会枯竭，会枯竭的只是人们的意愿。

我被提问频率最高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我的任务就是做一个传声员，让世界都知道这些孩子的声音。要真正了解孩子们所处状况的症结所在，一位教育、经济、宗教、政治或是文化方面的专家，都是好的人选。可惜我不是上述的任何一种专家；但是，我是一位母亲。不幸的是，孩子们需要更多的援助和支持，因为他们时时刻刻被营养不良、疾病和死亡威胁着生命。要明白目前状况的严峻，你不用知道确切具体的数字，你只要看到那些病态的目光、呆滞的小脸，知道罪魁祸首是重度影响不良即可。它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维生素A的缺乏，这能够引起角膜受损而发展为部分或者完全失明，几周之后便可死亡。在像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印度、菲律宾和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每年这样的案例都有50万之多！事实上，就在今天，就有数以百万计的儿童面临失明的威胁。毫无疑问，我和其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志愿者一道游走于各大洲之间，不仅是为了向社会寻求资金的支持，也是为了让人们建立起一个基本概念去与另一种失明作斗争，由此双眼被蒙蔽的人们可以发现，其实要伸出援助之手救助这些儿童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情。防止一个孩子失明，只需要84美分，即两颗维生素A胶囊的价格。

可以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影响贯穿了我的一生。大约45年前，我便是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成千上万在饥饿中等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救援的儿童之一。战争的结束将我们从饥饿、惊恐和持续的暴力中解救出来，但那时的我们几乎一贫如洗，就好像今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一样。贫穷是他们经受苦难的根源——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没有能力帮助自己。而这正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要做的——使这些人们获得自救的能力并对他们的发展需求给予援助。数字惊人的第三世界债务负担，使得这些穷人更加贫困，而最贫穷的人负担最重。受其伤害最严重的，莫过于妇女和儿童。
和干旱、洪水或是地震等突发自然灾害不同，贫穷的悲剧很少被媒体捕捉并将其带入公众的视野。它不只发生在某个特别的地方，而是布满了两个大洲的贫民区、棚户区和边远农村；它不只发生在某个特定的时段，而是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增长。贫穷，虽然不是每天晚间新闻的特别报道，但它却和那些上镜的大事件一样，改变着百万人的生活。贫穷的产生，不是一两个具体原因能够说清的，但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发达国家在国际上的绝对主导地位，这一仍未落幕的戏剧性经济神化而开创的人类前所未有的凄惨和艰难的战后时代。
举例来说，在非洲，除去国家改革、改善自然环境以及他们那产出不定的农产品产量之外，他们所有辛苦所得的劳动成果，都在国际经济市场和初级产品价格的严重下跌的阴影下遭到残酷的贬值。现在，他们居然要被迫返还是其所贷款额四倍之多的债务！同时，发展中国家社会中最贫穷的人群也在为基金的长期不合理霸用以及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严重不合理分配而苦苦挣扎。联合国儿童基金要负责的是儿童的救助，而不是世界经济的问题。但在其范围覆盖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作中，每一天，联合国儿童基金都要面对一张因国际经济问题而留下深深痕迹的充满疑问和困惑的脸孔。这样的表情，不是在财政部的走廊上看到的，不是由债务服务比率的统计值反映出的，不是在债务谈判会议的长桌前显现的——而是在一个孩子的脸上流露的。

正是这些年幼的孩子，他们正在成长的心智和身体是那么的敏感，即使是短暂的缺失也会对他们造成永久的伤害。而人类在五岁以前，大脑和身体的生长基础已经基本定型，再也没有第二次重塑的机会可以挽回了；正是这些年幼的孩子，他们今天的个体发展和明天的社会贡献都在由现今的经济所决定着；正是这些年幼的孩子，他们正在负担最沉重的代价。经济问题，将整个80年代变成绝望黑暗的十年困苦，因此，我们不能对其不管不顾。
由无节制贷款所带来的十年间最沉重的负担，不是落在军方的肩上，也不是那些外国银行的账户上，也不是那些生活奢侈的人们的钱袋里，而是那些连基本生活保障都不能满足的穷人们，是那些没有足够食物来维持基本健康的妇女们，是那些身心发展正在由于被弃置不顾的疾病和营养不良而变得扭曲的婴儿，是那些正在失去他们唯一走进校门的机会的孩子们。当这个冲击的影响变成了逐渐上升的儿童死亡率统计数据而一目了然的时候，这个事实早已成为了一个反人类的暴行。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为其开罪。目前，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必须降到一个他们可以偿还的水平，降到一个他们能够发展经济的基点，让他们真正走上复苏和发展的道路。
世界人口增长已经开始得到有效的控制，变化的征兆随处可见。如果，我们在这时，创造性地运用这个良机，就可以看到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并勇于将其实现。那么，在未来的十年中，我们便真的有可能开始解决威胁人类的三大基本问题：战争的存在及其威胁，自然环境的逐渐恶化和持续不断的恶劣的绝对贫穷。
近代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社会变革：废除奴隶制度，结束殖民统治，消除种族隔离，逐步达成共识的环境意识以及正在增加的对妇女权利的认识——它们已经从华丽的辞藻最终变成了眼前的现实。在不远的90年代，也许这种变化的浪潮会将清爽的海风吹到孩子们的身上，然后，我们那召开国际儿童峰会并通过《儿童权利协定》的梦想会成为现实。

每一天，就有4万儿童（2003年降到3万5千——作者按）死去；每一周，就变成了28万（2003年降到24万5千——作者按）——洪水或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也不能够夺走这么多孩子的生命。但这种死亡却都几乎发生在一些可以预防的疾病的无声侵袭中，比如小儿麻痹症、破伤风、结核病、麻疹等，而其中排名第一的杀手是由于饮用不清洁的水源和营养不良引起的痢疾而最终导致的脱水症。一支5美元的疫苗可以救活一个孩子的性命，6美分就可以防止脱水带来的死亡，每年84美分就可以预防一个孩子的失明。而那些政府竟选择花巨款于军费之上而逃避孩子们最基本的需要！孩子，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他们未来和平的唯一希望。
在这里我必须承认，有时，当我停下来想起那些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比如一夜之间就改变世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承担工作的深入程度就让我感到自己被失落和悲伤淹没。甚至，还有一些为此争辩的愤世嫉俗的偏执者，向我提问“拯救这些孩子的生命只会加重导致苦难和贫穷的人口过剩，你认为这是否在道德上也是正确的呢？”。然而，随意宣判这些孩子死亡并不是人口过剩的解决办法，计划生育和晚生晚育才是正道。给予这些贫困人口一个好的生活、给予他们健康的体魄，良好的教育、住房条件、营养和公民权利，就可以减缓当地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些措施不是免费的，但是必须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承受的价格上，我们应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帮助。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墨西哥的成功都已经证明了，人口的增长可以通过加强公众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而得到有效控制。
据世界银行现在的预计，90年代初，世界人口总数将会到达历史最高峰，而这同时也是全球人口由此下降的转折点。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变化状况是出生率先于婴儿的死亡率开始下降。也就是说，一对想要两个孩子的夫妇在能够确定后代全部成活的情况下，只会生育两个，而不是抱着能够幸存下两个婴儿的希望而生下六个。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也在致力于向母亲们开展教受育儿知识的行动，因为母亲的角色仍然是孩子们最好的守护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任何向发展中国家妇女传播一切直接有关于健康、营养、卫生、医疗和培养读写能力的教育活动。
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正是为了那些不能为自己发言的孩子们而发言。他们正因维生素的缺少而面临失明，他们正在因小儿麻痹症而落下终生残疾，他们正在因水源的匮乏而日渐枯萎。我为的是近一亿的流浪儿童而发言，他们被迫离家以求生存，除了勇气、笑容和梦想一无所有；我为的是那些自古以来、永远首当其冲地成为战争的第一受害者的无辜孩子们，他们成为了成千上万难民中的一员，在暴力恐怖的包围下成长。现今的战争，早已摆脱了战场的限制，而是以恐怖和屠杀的面目出现在世界各地。无论是将数百万阿富汗儿童遣送回国，还是要教给这些只学过杀戮的孩子们如何玩耍，现在摆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面前的任务，都是前所未有的艰巨。查尔斯·狄更斯曾经写道：“在孩子们心中的那个小小世界里，没有什么事情比不公正更能让他们察觉和感知到的了。”这样一出正是由不公正所导致的悲剧，其实只要我们自己再多做一些就能够避免；但是，为什么，我们却在面对之时犹豫不决，而采取如此廉价的手段和方法来保护孩子们？领袖们、父母们和年轻人——拥有一颗尚未被岁月所复杂化的纯净心灵的年轻人，他们应该牢记自己的童年时代并开始拯救那些一生下来就要承受重担的孩子们。
孩子，是我们最鲜活的资源，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我们应保证他们不仅能够在生命最脆弱的开始几年中保持生理上的存活，也要能够免受感情、社会和身体上的虐待。一个没有动荡和暴力的世界，似乎只是天方夜谭的想象；但是，能够将其实现的，恰恰正是我们。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一个人道主义组织，并不是慈善机构。它所面临是发展问题，而不是灾后援助，向伸开的千万双手里分发救济。在我埃塞俄比亚、委内瑞拉、中美洲、墨西哥和苏丹的旅行中，我从没看到过伸出的乞讨的双手，有的只是他们无言无声的尊严和帮助自己的渴望——他们要的，只是一个被给予的机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任务是保护每一位儿童远离饥荒、饥渴、疾病、虐待和死亡的侵害。但是今天，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更为危险的威胁——人类对人类的不人道行为。人行的黑暗面，已经污染了我们的天空和海洋，毁掉了我们的森林，灭绝了无以万计的美丽动物，难道其下一个目标，竟是我们的孩子吗？这正是我们要起来反对的。
为孩子们注射疫苗，给予他们食物和水，治疗他们的病症，这些行为已经远远不够了。因为人类现在的发展趋势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生长的土地，还有，我们最珍贵的孩子们。无论是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极端贫穷，还是萨尔瓦多的内乱、苏丹的少数民族屠杀，我能看到的只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并非自然灾害，而是人为的悲剧；而要结束这人为的悲剧，方法也只有人为的途径——和平。

“苏丹生命线”计划这个巨大的工程面临着无数的险阻——在这样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里，严重缺乏基础设施建设，几乎没有交通网络，没有通讯系统——就算最终只完成了预期目标的一半，这个计划也算是成功的。因为它不仅能够拯救千百万条生命，也会给苏丹带来希望。联合国将会证明给全世界，只有和平的环境，才能拯救儿童，才能使人类继续生存；只有发展的途径，人们才能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有尊严地生活。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可以扪心无愧地说，我们已经履行了人类应尽的义务。
你们的“百分之一”计划是百分之百全球共享资源的一个样本，是一个关于关爱和人性的美丽榜样。未来的世界我期待着，因为——在一起，我们无所不能。

作者: yanghl0419 时间: 2006-10-27 19:09
em17 em17 校际交流~~~~~~~~~em16 em16

作者: 独孤小嘉 时间: 2006-10-28 19:28
喇叭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里也在赫本的蜡像，到上海也可以去看看啊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11-3 22:33
标题: 第七章永远的“价格”

[1969年，奥黛丽在身怀卢卡时所作的油画]

1992年12月19日，正当我们准备乘飞机回家时，医生告诉我们，我母亲的身体状况也许不能承受这次飞行。飞机起飞和降落时机舱里变化的气压可能导致她肠内的某个多重闭合破裂进而引起腹膜炎。如果这真的发生了，那么她会在一个小时之内死于血毒症。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最后拜访了她的好朋友比利·威尔德和吉米·司徒华特之后，在机场起飞了。

我们一切就绪准备上车，这时就成了母亲和康妮道别的时候了。她们都知道，是时候了，是永别的时候了，但两人都知道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理。所以她们俩就像不久后就能再见一样吻别。她们是如此的难舍难分，所以我们在房前的草坪上站了一会儿，感受着眼前的爱意。只是短短的几秒钟，我就已经为她们各自行为中流露出的从容镇定而折服。
在几百英里的旅程中，直升机一直保持着非常慢的上升和下降速度以确保机舱内的压力变化速度能够减到最小。我们必须在格陵兰降落为飞机加油，这也增加了很大的风险。当飞机触到日内瓦机场跑道的时候，她几乎眼中放出光芒：“我们到家了。”我知道这对她的意义有多大。这次私人喷气机的搭乘也许是我们经历过的所有奢侈享受中最有用的一次。
我们在12月20日到达瑞士。接下来的几天被用来安排她的医疗看护并筹划如何过好这最后一次的圣诞节。我们在回来之前就得知，在圣诞节期间的瑞士很难能够找到一个家庭健康看护师。所以我们找到了贝蒂，一位出色的护士，母亲在色达斯—西奈（Cedars-Sinai，美国一家著名的医学研究中心）接受治疗的时候就是由她负责照顾的。我们请她来瑞士帮助我们度过这个圣诞节。这对贝蒂和她的家庭来说是真的很难选择。我记得，他的丈夫来到医院和我们见面，他想看着我们的眼睛亲口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决定让贝蒂和我们一起回瑞士。这时我们收到的第一份圣诞礼物——贝蒂一家人的圣诞节，他们把这个假期送给了我们。
“和平之邸”（La Paisible）这所房子是母亲在她生命中最后三十年的家，回来后的每一天，我们都会在其花园里小心翼翼地散步。在拍完《龙凤配》（Sabrina）之后，我父母就搬到了布尔根施托克（Burgenstock），那是一个美丽的山顶小城，面对着瑞士的鲁塞恩（Lucerne）镇——我出生的地方。但是冬天的寒冷使他们不得不寻找一个靠近日内瓦湖的更暖和的地方。我母亲说，他们那时带上做好的三明治，在热水瓶里装满茶水，然后就坐上从鲁塞恩到洛桑的火车去“猎房”。她说自己永远都忘不了第一次看到“和平之邸”那天的情形。一个朋友告诉她这所房子有可能出售，于是她就把租来的车停在地产权限的边界处，站在车棚上看去。那时正是春天，这所房子是一个18世纪的农舍，周围还有2.5英亩的果树林。极目可见的，只有樱桃树的花苞，房子虽藏在此掩映之后，但眼前的美景足以让人想象到它的美好。
她说，她记得当时感觉有蝴蝶在自己身边飞舞，感觉自己真的回家了。我真的很感谢那些在她身边飞舞的蝴蝶，它们带来对未来美好展望的短短一瞬间。

圣诞节一直是我们家团聚的日子，而今年更是如此，大家将会聚在一起——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她总是告诉我们不要给她买贵重的礼物。有时她会主动提出要铅笔、橡皮等其他文具作为这一整年的唯一一份礼物，也有时候是一根带香味的蜡烛和一种美国产的特别的香波。
她总是想要一些实用的东西，而不是她认为的那些华而不实的充满了当时货架上的没用玩意儿。那个圣诞节的购物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不想离家太远，但又不想破坏节日的气氛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像今年这样的情况下，还怎会有心情庆祝圣诞节呢？不过，我们还是聚在一起享用了一顿“安静的”圣诞大餐。其实我们其中几个人曾提议取消这次圣诞聚餐，但我弟弟卢卡却强烈反对，他说母亲一定不想要我们破坏这项家庭传统。所以，我们这样做了。既然母亲不能吃东西了，她就留在了楼上休息。

她告诉我们，她对现在情况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她觉得自己成了我们所有人的负担。

母亲从我们上学开始以后就不再工作了，因为我们不能在拍摄期间跑到摄影地点去看望她。一部电影的拍摄需要两三个月，她觉得这个分离的时间实在太长而难耐，所以她决定放弃事业而选择我们。她说，如果那时她继续接拍电影，就能赚很多很多的钱，但是那时已有的财产已经能够让自己安度晚年而不在经济上成为我们的负担。她总是说，她很高兴自己在年轻时没有挥霍自己的形象，因为当她接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时，公众和媒体仍对她所作的事情感兴趣，包括她在从发展中国家的旅行中学到的和看到的东西。

一直让我们最为不可思议的是，她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什幺与众不同的人，也不值得那些她曾经得到的和仍在得到的关注。有一次，我妻子陪同母亲去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晚宴；后来，她回忆到母亲那次在几百位商界人士面前演讲时，生动地把母亲形容成一片在风中瑟瑟发抖的树叶。成名这么多年之后，她仍然紧张得发抖，就像是第一次面对公众。她总是小心翼翼，总是想力所能及做到最好。她实在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但正是这种不安与谨慎，让全世界都爱上了她。这也许是真正的美的定义，就像一只正在喝水却突然发现自己早已进入别人了视线而惊慌不知所措的小鹿。它抬起头来看着你，就是那么看着你。它自己却不知道此时自己的样子，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多么的纤细柔美，不知道自己的姿态有多么的优雅高贵；它认为自己就是一只小鹿，和其它同类一样。

在圣诞晚餐后，母亲下了楼。我们围在一起，分享着彼此互换的礼物。由于她不能离开家去购物，她就从自己的东西里选了一些送给我们：一条围巾，一件毛衣，一根蜡烛。这使得那一刻是那么的动人和宝贵。然后，她朗读了一段她曾经用在一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稿上的文字，原作者是山姆·莱文森，幽默家和电视广播界名人。这段文字写于他的孙女出生的那一天，由于年龄的问题，他怕自己不能亲眼看到小孙女长大成人的那一天，就以这种他自己的方式来传递部分的智慧。我母亲将其改编成一首诗，并命名为“美丽永恒的要诀”。

虽然我们当时在瑞士，但我母亲病重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狗仔队又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了。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医生并没有要求必须但在家里，而母亲却一直不敢出门的原因。狗仔队曾试着从树篱缝隙中偷拍正在花园里散步的母亲。好几次，他们甚至租了架直升机，盘旋在“和平之邸”上方，希望能够拍摄到她。他们成功的第一次，我们不得不立刻回到了屋里，这使她非常愤怒。这每天二十分钟的在花园里的散步已经成为她精神的支柱了：新鲜的空气，乡村的气息，牛铃的清脆，还有大树在最后几束仍在努力穿透那午后薄雾的阳光下轻轻摇动着的那光秃秃的树枝。

晚饭后我帮她上了楼，然后我们谈到了治愈的事情。在那之前的两个月闲，我读过了好几本有关精神康复和生存意志的很有意义的书。它们使我了解到，选择为了自己而活下去对她来说是多么的艰难。难道命运已经击败她了么？也许没有。但是她心中一直挥之不去的那份哀伤，也许已经被那些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过程中所目睹的痛苦和磨难而大大的加深了。五十年前，她曾亲眼看见年轻人、朋友、熟人，被拖到阿纳姆的街头枪决，作为是荷兰反抗侵略势力的无力尝试的响应；五十年后，她又目睹了同样的不公平，同样的痛苦，就在这个曾经许诺过再也不让同样的惨剧发生的世界。所以，我请她为了我们为了这个家庭好起来、坚强地活下去。“这很容易，”她说“我能够做到。只是我不知道如何能把两半的心重新连接起来。”这句话真是值得品味。这两半的心已经分离多久了？她胃部的疾病，是不是这个因困于不能接受眼前的事实而正在慢慢破碎的灵魂的生理表达？
1月20日，是个没什么特别的日子。随着病症的加重，她的睡眠时间也逐渐增加；在最后的两天里，她每次醒来的时间不过几分钟。麻醉师在她去世前一天开始使用吗啡。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依她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能肯定以前使用的那些止痛药是否还有效力；吗啡则可以保证让她感到舒服一些。
“那会有什么副作用么？”我问，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轻轻地告诉我，这大概会缩短她二十四小时左右的生命。
我走进她的房间，我们都知道一切的结束马上就要到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静，一束温和温暖温柔的阳光透过窗子洒进屋里。我低头看着她，她看上去是那么的安详，那一刻，我几乎都忘记了她是个病人。
她去世的前一夜，我一直都守着她。她在半夜时分醒了过来，躺在床上望着远处发呆。我问她现在的感受和想法——她有没有想表达的什么东西？我问，她是不是在想念外祖母么，她没有回答。然后，我又问她是否有什么遗憾。她回答：“没有什么……我只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痛苦……要孩子们来承担。”过了一会，她又说道：“我确实有个遗憾，那就是没有见过达赖喇嘛，他也许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最接近上帝的生物了，那么的幽默，热情……还有人性。”
这些是她再次睡去前说的最后的一些话。
她躺在那里，仍旧睡着。然后，我就突然间感觉到了什么东西。我知道在那个时候我应该做些什么。我坐在她床边的椅子上，握住她的手告诉她我又多么爱她。这张床，曾经是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赖着不走而留下过夜的地方，曾经是我认为的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而到那时我才发现，如果她不在了，这张床其实是那么的狭小，那么的没有意义。我告诉她，我知道她又多么的爱我们，我也知道她不愿意把这个痛苦的过程延长。我耳语道，如果她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就应该离开了。我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面颊上，让她感受到我泪水的温度。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她现在听得到我说的一切。我吻了她的手，告诉她那个活在我心中的小男孩会跟她永远在一起的。
她曾经提到过“那些人”，我们那时没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她说他们就在那儿，在那儿等着她。她把“那些人”形容成“在田野中静静等待的阿门教教徒”，就在她床的左边。当我们让她进一步解释一下的时候，她总是温柔地回答：“你们不会明白的。但也许你们以后会的。”她对另外一边的那个世界有着强烈的感觉，好像是一种召唤，回归最后的归宿；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她不会那么的恐惧。我们曾经谈起过她的死，还有我们的恐惧、愤怒还有希望。她告诉我们不用愤恨不平——这是自然的法则，死亡也是生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站起身来，轻轻抚摸着她的额头，然后告诉她我马上就会回来。我恍恍惚惚地走下了楼，打电话给牧师。铃响的第一声他就接听了电话。他说他等待我的电话很久了，很高兴听到我的声音。这位牧师已经八十多岁了，三十年前为我主持洗礼仪式的也正是他。我感觉那时自己在呼唤与现实中游走。他说他在四点钟时会准时到达，我谢过了他。
我徒步穿过村子来到墓地。一吸到底的寒冷的冬天的空气使我清醒过来，再次提醒了我现在的自己活得又多么的痛苦。她曾经告诉过我，说因为我弟弟的原因自己想要土葬。他总是抱怨我们外祖母的火化，因为我们都没有地方可以去看她。母亲提到过朱拉山的安谧景色，那是我们屋后一座不太高的山，深处有一道峡谷，里面居住着一群与世隔绝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他们希望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并愿意为此战斗——就好像是巴斯克族的缩小版本，但几乎都不为世人所知。而我觉得瑞士这个地方对国界这个词的含义并没有太清楚的概念。
我想到母亲是多么的庄严甚至神圣，她确实是我们家的核心。当我推门时，冰冻的铁门粘住了我的手指。有一棵可爱的小树斜倚在公墓的墙边，我看中的那个位置就在它面前。虽然当时是寒冬，我仍能想象到春天含苞待放的花朵装饰出的漂亮枝条。这个位置是这个缓坡的最高点，我从此放眼望去，景色非常美。
我穿过村子来到市政厅。它的第一层是邮政局，第二层是市政办公厅，最上面是整点报时的钟楼。它的钟声总是能够使孩童时候的我安然入睡。这里的市长是家里的一个老朋友，我和他的孩子曾在一起上学。他抬起头来看着我，知道我为什么现在出现在这里。他从图书馆里拿出一本很古老的书，然后我们俩一起看了看公墓的平面图。我指了指上面的63号位置，他说，支付275瑞士法郎就可以获得五百年的使用权。我问道：“永久拥有的话，需要多少钱？”他看着我说道：“350瑞士法郎。”我心中暗想，在这样一个有八百年历史的古老村子里，“永远”的价格只有75法郎，这可真是不错。我们握了手，然后我走回了家中。
她从我离开到回来一直都没有动。我坐在她身边，告诉她山坡上的景致和那些樱桃树的花苞。我觉得她很是赞同。大门口的通话器响了，牧师帕斯特·埃丁格尔到了。我下楼去迎接他，但当我握住他双手的那一霎那，所有的话都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来了。我们只是默默地走上了楼。他站在床的一侧，而我们则跪在床腿的旁边。他诵读的祈祷真的非常美。他的声音中充满了热情，是那种经过八十年岁月洗礼而获得升华的灵魂的成熟。我哭了，我妻子也是，我们俩紧紧握住双手，同牧师一起祈祷。太阳终于冲破了重云，阳光像小溪一般通过窗子流淌进屋里。在他的祈祷结束后，我们拥抱了对方。各自轻吻过母亲之后，我们来到了楼下。虽然我没有要求，但牧师还是自己主动地坐在了椅子上，打开了圣经。我问他，我是否能为他做点什么，他回答说，他已经拥有了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我又问他是否想回家？我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再打电话给他。他回答说，他会一直呆到该走的时候。然后，我让每一个人坐下，一个一个地，告诉他们墓地的情况，包括那里的风景、那片樱桃树的花苞，还有那“永远”的价格。他们都静静地听着。我说完之后，我询问每个人，他们心中是否平静。他们说是。最后，我坐在罗伯特身边，问他的内心是否平静，他说是。话音刚落，通话器就响了，那是我母亲35年的保姆和朋友吉奥瓦娜的声音，“快来！快来！”是她此时唯一能说得出来的话。我们都跑到了楼上去。
她走了。
她微笑着，嘴微微地张开，一小滴眼泪安然地挂在眼角，如同钻石般闪烁。吉奥瓦娜面色苍白，她不停地重复着，说她一直在清理水池，当我母亲的朋友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助手克里斯塔走进房间后才发现母亲已经过世了。我们紧紧地抱着吉奥瓦娜，她的整个世界都结束了。她总是在我母亲的身边，帮助她，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无论是更好或是更坏。母亲曾经告诉她，丈夫们会来也会去，但是她们俩会永远为了对方而在一起。我经常听到，人们只有当所爱的人不在身边时才会选择死亡——母亲那时是孤独的。
三天之前，她最后一次在花园里散步，当她走回楼上的时候，她告诉我自己真的感到很累。刚过圣诞节，我们就商量，既然我要在这里呆一阵子，至少等到她身体好一点之后再回去，是否应该把我的狗从洛杉矶带过来。她想了想然后让我给她一个月的时间。她担心我那只黑色的长耳猎犬和混血Bobie（shepherd ,Dobie mix）会吞掉她的小约克郡犬（Jack Russell）。“就像嚼汉堡一样的。”她说。她对狗的直觉总是非常地敏锐，就像她对时尚那样。她在50年代就养了几只约克郡小猎犬，早于它们开始流行的时期。甚至有些人说是母亲引领了这股约克郡小猎犬饲养的风尚。在80年代初，她又买了几只Jack Russell，这是一种以培育它们的一位英国牧师而命名的新品种。它们看上去很像RCA犬的袖珍版本。后来，它们也开始流行起来。
一个月。她知道这个时间？她能感受到么？是不是所有人在大限将至之前都有这种预感？难道我们隐藏了只有接近另一个世界时才显现出的智慧？我想我们会在这一个月之内知道该怎么做。我内心对事实的抗拒感曾经是那么的强烈，可她甚至没有坚持过一个月。
有人抹去了她的那颗眼泪。我抬起手，那个“不”却卡在我的喉咙里没有说出。现在，房间里挤满了家人和好友，每个人都在哭泣或是紧紧握住双手。我觉得自己好像正站在夜里的高速公路的中央，我觉得我看见她的胸膛还在因呼吸而起伏。后来我得知这样的幻象在那种情况下是很正常的。在牧师进行完一个简单的涂油礼之后，医生赶到了，证实了母亲已死的已知的事实。
我打电话给我的父亲，他那时已经来到了瑞士以便和我联系。他连夜开车赶来，拥抱了我并跟她道别。他们相见的上一次还是在我的第一次婚礼上，那已经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他走进房间看见母亲躺在床上时的表情。他握住她的手，好像在安慰她，然后吻了她的额头。这是我父亲生命中重要一章的终结。
她的棺木在家里停放了三天，然后，在1月24日的早晨，我们抬着棺木沿街穿过村子来到当地的小教堂。我得知，2万5千人拥挤在这个常住人口只有1千2百的小镇的街道两旁。但他们的沉默使整个乡村都变得寂静了。我记得母亲告诉我们，她永远都不会忘记她索马里之行的第一站。当时的寂静，简直让人觉得自己失去了听觉。那里有1万5千饥饿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但是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在意大利呆了很多年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真难想象如果那是1万5千名饥饿的意大利人，情况又会是怎么样。
我想，所有单亲家庭的孩子在感到悲伤时都会采用同样的方法，就像我一样——逗他们开心。我会像个小男孩一样演些滑稽的角色，或者模仿可笑的口音，然后她就会大笑不止，那么开心，有时候甚至笑弯了腰。她那既敏锐又迟钝的幽默感无时无刻不在，即使是在最严肃的情况下。当还在住院的时候，她曾带几分俏皮地把为她治疗的七位医生称作七个小矮人：“当七个小矮人离开之后，我们就会读读某某人的信，打打某某人的电话。”
她收到过很多感人的来信，但是其中一封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在第一次与派拉蒙公司签约后，她出席了一次电影演员同业会的午宴。她被安排在桌子的正中央就座，紧挨着马龙·白兰度。在他们就座后，她感到极度的害羞，只向他问了声好。从那以后，整个午宴过程中两个人就没再说过一句话。由于母亲和马龙的经纪人都是科特·弗陵斯，她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科特的现任妻子玛丽。科特比母亲去世早几年，这打击对母亲来说如同他的商业经理阿贝·比恩斯托克的故去一样沉重。他们都是母亲生命中永远不能缺少的人，就像一家人一样，就像家里父亲的角色一样。
曾做过马龙夫人的玛丽一定告诉过他那次午宴的事情和母亲的感受，因为马龙曾经给母亲来过信。在信中，马龙告诉母亲自己对她是多么的敬畏，以至于他那次竟然完全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四十年了，母亲一直认为马龙是在躲避自己，但事实不是那样。他只是对母亲非常的尊敬，就像母亲对他的感情一样。
母亲永远不会忘记亲眼见到的那些索马里家庭，他们平静且寂静地排队等待着一个也许永远都不会得到的转折。亲眼看着孩子们死在自己母亲的怀里，对她来说是多么深的伤害！知道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远远不足，知道现在力所能及的问题是那么有限，知道无法动摇不公和战争发展的根基，她怎么能睡得安稳？当我们在餐桌前、餐馆里、咖啡店中，笑着让时间悄然溜走时，她怎么能无动于衷地看着我们？是不是这一切事实启动了那生命消亡的不可逆转的程序？为什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行政执行官在母亲去世的几个月后死于同样的疾病？是不是那份由同情而点燃的向往着死的意愿，就像我们生的意愿那么强大？是不是虽然了解这意愿的后果，但他们却只是一个接一个地延续下去，就像跳下悬崖的羊群？

我们走的很慢，每迈出一步，棺木的边缘就好像嵌入我们的肩膀更深一份。我抬头仰望，被太阳晃得睁不开眼，但我却笑了。在狗仔队的直升机事件之后，我曾经打电话给一个家里的老友，他曾经是一个瑞士军队的上校，现已退休。我告诉了他有关直升机的事情，还有其对母亲的伤害程度。他只是听着。我问他，在葬礼那天，有没有可能阻止他们从上空偷拍。他沉默了一会，然后告诉我他不能肯定。我请求的这个人，在一生中从未违背过任何原则和规定。瑞士不是意大利或法国，在那里，这种奇迹可以通过一点政治打点经费变为可能；瑞士就是瑞士，像这种事情几乎从未发生过。虽然他也参加了葬礼，他却从来没有叫我抬头确定一下他是否成功。那天的天空没有任何不该有的东西。后来，我了解到，有一道命令从上级传来——多“上级”我不得而知，一个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禁飞区被命令划定。我笑了。这次我们终于摆脱了他们。这时，太阳出来了，冲破了长达数周的阴云和灰暗。

仪式简短而温馨。我最后一个发言，其中内容我愿意和大家分享：
山姆·莱文森，教师、作家和著名的幽默家，曾在他孙女出生的时候给她写了一封信。母亲是在太喜欢这封信了，她选取了部分内容在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读给我们听。她将其编成一首诗，题目是：美丽永恒的要诀。 要想保持嘴唇的诱人，就请说出善良的话语
要想保持双眸的明媚，就请发掘人们身上的优点
要想保持身材的纤细，就请和穷人们分享你的食物
要想保持长发的美丽，就请让孩子们每日抚摸一次
要想保持姿态的优雅，就请与知识同行而非孤独一人
我们留给你一个面对未来的真理
人类温柔的关爱永远不是过时的话题
和物品相比，其实人类更需要被回归、更新、复苏、开垦，还有挽救、挽救再挽救
永远不要抛弃任何人
记住，每当你需要援助之手，你总会在自己的手腕上找到一只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自己有两只手
一只用来帮助自己，另一只用来帮助别人
你美好的岁月还在不远的未来，祝愿你能多多拥有

母亲一生最相信一件事，那就是爱。她相信爱能够治愈、修补、恢复心灵，使个故事都有一个好的结尾……事实确实如此。她留给了我们宁静和安详，她的离去几乎没有任何痛苦。她在最后的几周里谈到了很多事……那么简单直白却深刻动人，我们将用不能忘怀。但有一件事，在我记忆中挥之不去，记忆是那么的牢固。当我们最后一次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我们的老园丁吉奥瓦尼走过来对她说：“等你身体好了，你要再帮我修剪树枝、栽种新苗啊。”

母亲笑了，她说：“吉奥瓦尼，我会回来帮你的……但会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
在从教堂到墓地的路上，棺木好像变得更沉重了。但我的心却不是这样。或生或死，我们都是一家人。她曾告诉我，这个圣诞节是她一生中最好的。
之后，我问她为什么。她很简单地回答到，因为这次，她终于能够肯定了一件事——我们都真心爱她。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11-3 22:35
小嘉姐啊……去上海……又是一笔钱啊…………

这次去HK花了不少……过几个月又要考托福……钱~小河的流水啊哗啦啦啦啦

泪如雨下

作者: yanghl0419 时间: 2006-11-4 14:09
为啥图片我都看不到了em24 em24 em24

喇叭啊，看来你也是雄心勃勃了
托付~~~~~多么让人神往的名词瓦~~~~~

不过那样的话，2008你还能志愿者嘛？？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11-7 22:37
啊？为什么不行啦~~

我是07年考~为什么会影响志愿者呢？

呵呵~雄心勃勃说不上~但身处这种牲口满校园的环境中，没点上进的打算这个大学可就算是白上啦

作者: yanghl0419 时间: 2006-11-9 09:54
你的图片都是叉叉了~~~恐怕那个网站的图片不能在其他地方显示了em24 em24

换个网站叭
灌水区置顶的有一些你可以用用看看

2007考，2008不就出国了em20 还咋志愿

作者: 喇叭 时间: 2006-11-11 03:20
我09年才毕业………………

我本来08年有去日本的交换项目的，为了志愿者都不去了

作者: 豚豚 时间: 2006-11-11 10:52

原帖由喇叭于 2006-11-11 03:20 发表
我09年才毕业………………

我本来08年有去日本的交换项目的，为了志愿者都不去了

除暸自卑我無法錶現我其他的敢情色綵!喇叭JJ太厲害鳥~em22

作者: 独孤小嘉 时间: 2006-11-11 23:46

原帖由喇叭于 2006-11-11 03:20 发表
我09年才毕业………………

我本来08年有去日本的交换项目的，为了志愿者都不去了

亲亲喇叭em21 em21

那个图片我不要我还以为是我的机子的原因呢，建设还是换个相册吧

作者: yanghl0419 时间: 2006-11-15 19:21

原帖由喇叭于 2006-11-11 03:20 发表
我09年才毕业………………

我本来08年有去日本的交换项目的，为了志愿者都不去了

em16 em16 em16

大力支持喇叭的志愿活动！！！！！！！

作者: Sheer 时间: 2007-2-23 00:37
赫本~
天使啊~em21 绝对没有任何女星能超越她~那气质.....
但是,LZ,图片失效了~~em15

作者: 托斯卡纳的蓝 时间: 2008-5-21 11:59
啊，这本书我看过，也买了。本人也是奥黛丽的忠实影迷！太喜欢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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